一
叶夫图申科和他诗人朋友K去看一部旧电影。其中一个镜头是敖萨德蹂躏犹太人的暴行，一群小铺老板和刑事犯打着“杀死犹太人，拯救俄罗斯”的横幅，手里提着沾着犹太儿童们的血糊糊的头发的棍棒。
“难道你想成为跟这些人一样的人？” 叶夫图申科转头问K，他知道K是个排犹主义者。
K躲开他，用冷冰冰的声音回敬：“我们是辩证论者。不是所有过去的东西都要抛弃的……”
“他的眼睛里流露着希特勒青年团员的凶光。他的皮夹克的翻领上闪烁着共青团的徽章”，叶夫图申科后来写道，“我惊愕地瞧着他，无法弄明白，我旁边坐着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今，从那时起已经过去十年了，我才明白，斯大林的主要问题根本不是他逮捕和枪杀了一些人……”
这个插曲发生在一九五零年代初的苏联，叶夫图申科在斯大林去世的十年后，回忆他的青年时代。除去有关K的争吵，我还记得他对夜晚莫斯科情绪的描述：“街上走着些下班回家的，疲倦的人们，手里提着面包和盒装的饺子。那些建设和战争的年代，那伟大的胜利和伟大的欺骗的年代，在他们的脸上留下了悲惨的影子。在他们的疲倦的眼神里和压弯的脊背上，存着一种不可理解什么的意识。”
莫斯科正享受着全世界的赞叹，它在最短暂的时间内建立起一个工业强国，击败了希特勒，拥有了核武器，谁能想到五十年前仍被视作欧洲最落后、野蛮的国家的俄罗斯，迅速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一半地区的领袖，制造了原子弹，第一个将卫星送上太空。莫斯科强大的宣传机器，迷惑了外部世界，西方的主流知识分子相信，莫斯科找到了人类历史更好的一条途径；也麻痹内部人，多少俄罗斯人坚信不疑，斯大林正是最英明的领袖，他们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成就。只有最敏感的头脑，才会意识到这个国家面临着深刻危机——是的，或许你有了一个表面强大的肌体，但灵魂却是低劣的。
二
我和一个朋友谈起这个故事。他今年四十五岁。二十年前他正在北京一所大学里读博士。他曾深深沉浸于那年夏天的热烈气氛，撰写宣言、参加游行。“我们都不成熟，也谈不上多么深刻的想法”，他对我说，“但都觉得自己和这个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希望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在他看来，一九八九年是一九一九年精神的延续，青年人觉得自己有责任、也有能力去改变这个国家的运行轨迹。
接下来的事件让他们大吃一惊。驱散他们热忱的是子弹和钢盔。“说句政治不正确的话，那个事件不是在于死了多少学生”，他说，“而是我们整整一代人都放弃了。”
另一个朋友和他年龄相仿。二十年前，他正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在他成长的七、八十年代，香港正发生着戏剧性的变化。一个彻底的殖民地正成长为现代城邦城市，觉醒的香港意识正逐渐取代既有难民心态。而他这一代对中国的情感也开始酝酿。他的父辈一代为了逃离大陆的饥荒、动乱，而寄居于香港，寻求安全与富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在他这一代心目中是贫穷、封闭、动荡，是奋不顾身的偷渡客，是顺着深圳河飘到海面上被五花大绑的尸体——他们死于武斗。英国的殖民统治和来自中国大陆的经历，使香港人习惯性地染上政治冷感，只埋头挣钱就好。这种情绪在八十年代发生了转变，中英和谈象征着政治权力的更替，它给香港人带来了新的焦虑，也逼迫他们去了解和参与政治生活。英国的影响力在衰退，而中国的势头在上升。一九七八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则赢得了很多香港人的好感，中国似乎正在摆脱昔日的噩梦。而一直到那年六月之前，香港对于中国的变化充满了希望，人民已公开吐露自己的心声，表达自己的主张，一个民主、繁荣的中国不正是未来香港最好的期望吗？
我的这个朋友是位活跃分子，他所在香港中文大学则有着抗争的传统。而香港则再次成为海外华人表达他们的敬意和帮助的中转站，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海外华人经常是推动中国内部改革的动力，是他们在海外的屈辱经历，让他们认定必须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他们热心的支持康有为的保皇会、孙中山的同盟会，还有蒋介石的抗日行动……但很多时候，他们也被视作一个威胁到中央权威的异质力量。不同的人群对于强大的国家的认同大相径庭，当一些人认为民主体制、多元价值是建立一个强大、稳定国家的基本条件时，另一些人将之视作危险的力量。当权者发现那些这里经常可以容纳异议分子，对于二十年前的北京来说，香港似乎再次充当了这样的角色。
“就像是一个准备恋爱的少女，却遭遇了对方的侮辱”，在一次酒后，我的朋友说。天安门的枪声，惊走了他们对于中国的纯真幻想，他们想去爱这个国家，去帮助这个国家，却发现他们的爱碰到了装甲车。
三
二十年过去了，又一代人成长起来。表面上，他们的生活轨迹仍旧如常，北京的朋友毕了业，成为一所大学的教授。但是，在内心深处，他知道一些东西不复存在了。他任教的大学比从前更富有，修建了更高大、豪华的建筑，学生的数量也更多，他们似乎更年轻、更时尚、更无所不知，但是有些东西却似乎消亡了。
而香港的朋友，做过新闻记者，也为香港政府服务过。香港则早已回归，特首取代了港督，维多利亚公园的纪念活动仍在，但二十年的时间也足以冲洗掉很多。它的特首在面对议员关于天安门悲剧的质询时，强调要多看中国这二十年取得的成就。
这二十年的成就的确惊人。二十年前的中国，风雨飘摇，政府与民众的情绪空前的紧张，共产主义世界正在坍塌，中国被孤立，一些人预言这个国家马上就要陷入崩溃。但如今，中国是最令人瞩目的国家，它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在世界经济衰退中，以更强有力的姿态出现，仿佛是世界运转的新的模式。
但是，倘若你生活在此刻的中国，你会经历和目睹一些与表面辉煌的数字和眩目的言辞不相同的另一些东西。这是一个光怪陆离的社会。贪腐无所不在，以至于人们认定权力本就如此；大学像是一个巨大的商业公司和行政机关，思想与价值，变成最不重要的一环；人人都渴望同样的成功，脸上都挂满了焦虑的神情；在互联网世界中，暴力、偏狭和愚蠢泛滥；人们言谈粗鄙，除去实际利益，什么也不相信……在很多方面，你可以说这是一个信念崩溃、道德沦丧、思想窒息的社会。其中最为根本一点，人们丧失了对未来美好的期待，也不相信社会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更对善良、正义、理想、尊严、勇气，这些人类基本的情感采取漠视的态度，似乎除去沦为赤裸裸社会达尔文主义现实的俘虏，人生别无选择。那些照耀我们的人性光芒，那些突破现实的美好情感，你不能说绝无仅有，也是稀少得可怜。
如今看来，一九八九与一九九二年这两个年份，正达成一种诡异的结合。子弹和钢盔，提醒了几代人，不要试图去参与政治生活、去挑战现有权力，这一切不仅毫无效果，而且引来个人灾难。而一九九二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则是国家政权对全社会的一次收买——给予你挣钱和堕落的权利，但放弃你作为公民的其他权利，包括你精神上的独立性。
现在，它大获成功，我们的社会不正充斥着以另一种面貌出现的K吗？在硬性的政治宣传下的K，狭隘、残酷、自以为是；而在政治压力和消费主义工作造就下的K，是另一种类型的狭隘、残酷和自以为是。他们都没有灵魂。
四
一些人提醒我，每个国家、每个时代都有或多或少类似的问题。或许历史具有相似之处，我们却不能因为昔日也有过、别的国家也有过，而放弃对此刻的警醒与批评，这种放弃才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代人真正堕落的标志。我们也无法用物质成就来自我安慰，倘若人能够放弃自己的精神性，那么他生存的意义到底何在？粗俗经常战胜高尚，强权也经常挤压正义，物质则吞噬精神，但倘若我们因此丧失了对高尚、正义、精神的确信，这或许才是彻底的失败。
物质丰沛、国家的强大、技术的进步，甚至民主制度，它们都不是我们努力的最终目标。我们的成就最终是以生活在其中的人的精神世界的完善来衡量的。
这个国家的历史上充斥着滥用和践踏她的人民的善良、纯真、高尚、创造力的例证。但正因如此，坚持这种善良、纯真、高尚与创造力，才变成最强大的武器。嘲讽、不屑、退缩、放弃的四处弥漫，只是证明了当年的践踏与滥用的大获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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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希腊思辨传统不一样，罗马充满了世俗的朴质，他们不擅长对人沉思生活的追求，有的只有对日常生活的歌颂。国人其实很熟悉这样的传统精神，这与我国的敏于行而讷于言的传统非常相近，可以说在我国的北方大多数的地区，这样的品质可以说得上是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