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背后的中西之争

 

1、在甘刘二子点出中西之争背后的实际是古今之争，但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即便是古今之争，本后并没有解决古典也仍然区分中西，这个问题在甘刘二子分别从理论进入到实践层面后显得更加突出。

刘子虽有关于中国古典层面的著作，但是对于立足于本国古典还远远不足，何况《儒教与民族国家》本身所透视出的更像是当下刘子所批判的灵知主义的中国版。对此，我深深有所不解，也对于刘子门人的对于古典的复归有所不解。

对于古典的复归，还是对于西方古典的投入，对于西方文明的探索，虽然可以说是转向，也同样可以解释成在中国建立一门西方古典课——同样是知识的探索——现代性的求知欲。

何况，对于古典的复归，是解释成为TO BE A GENTLE，抑或是士大夫的养成？或落回自己所批评的“学贯中西”？

2、我们看到国内关于通识教育方面的实践，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首先通识教育也就是香港称为博雅教育的课程，是从美国引进的一种教育方式，这种方式并没有固定中国古典的基本教育面。或者，至少在甘阳先生在中山大学推动的博雅学院，对于中国古典的教育也与西方古典实力差很多。其次，众所周知甘阳刘小枫两位先生都以施特劳斯学派为基本面，而且在实际上也是顺着这条道路进行重新梳理西洋传统。但是对于中国传统，则甘阳与刘先生虽各有表述，但是并未有任何实质性研究。是用施派研究思路，亦或者是公羊学派？这些问题，似乎不能仅仅凭借几句口号就可以解决。中国传统似乎也并不是仅仅一个经学就可以说的尽和说得完的。

3、我在这里重申论题在于，两位以西学为根底，而却提倡博雅之学，实际上却仍然是专家之学，而如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出这个问题来，如果刘甘以启示与哲学、古今之争作为西学研究的线索的话，而对于中国古典并未有清晰的思路，也就意味着甘刘二人所提倡的学贯中西，实际上仍是以西学为根底从新诠释中国古典，在这点上我个人认为他们与当下中国哲学的学者并无二致，都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而且重要的是，阿难兄所说，中大的课表上有诗经楚辞和古典汉语，这些科目在中文系也有教授，为何一定是博雅学院呢？而且这些科目与狭义的古典学——施特劳斯学派有什么关系。鄙意刘甘二人虽然在推动古今之争的论题，但是这与中国古典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太实际的关系，不知阁下然否，或不以为然！

4、

对于阁下的解答，鄙人表示谢意。但仍有不解，希望能够将此问题继续下去。阁下谈到，中西之争只有在现代性的框架内才能存在，古代肯定了这种身份具有必然性，但是个人认为无论希腊、罗马还是中国都在其认识框架下，设立他者的概念，例如在希腊认识中设立了东方波斯，而罗马也设了野蛮人，中国更是设立中夏与四夷的区别。而中西之争的背景，背后就有文明高低的冲突。因此，阁下所谓无论是古代的儒家，还是古希腊的哲学，都不会承认“中西之争”的正当性。鄙人却认为，这恰恰是各个文明的一个自然属性。尽管如此，孔子还是提出了三人行必有吾师，预示了中夏文明的开放系统。并没有绝对的对立与冲突。

中西之争，如果强加解释为古今之争，那就意味着全然否定了中国近代以来的趋向，这个趋向就是以现代性，即便最为保守的新儒学仍并不否弃现代性的必要性。如果这样说，我们就发现中国并不存在真正意义的古今之争，因为现代学术中根本即使古典学缺席，而表现出来的中西之争还是现实性的存在。那么，中西问题在这层意义上并未消解。

而对于古今之争后，对于古典的复归，我持赞同态度。首先古今之争必须有古典的在场，才有可能谈得上。但是我们看出阁下对于中国古典的复归，本身就是建立在西学的哲学的诠释下。这就让我存在着疑问，是否只有借助西方古典，中国古典才有复归的肯能？如果是的话，那么我们怎么确定这个古典不是现代哲学对于中国古典的解释的另一变种——西方古典对于中国古典的解释。如果这样的话，不就意味着已经落入了最开始我谈到的解释永远是高向低的向度。这层意义上讲，古典仍存在中西之争。

5、彩虹兄，政治问题是古典学的核心命题，这个我非常赞同。刘先生曾在《尼采空中的蟒蛇》中，提出了古今之争的关键问题，古典时期承认人的自然属性，也就是说承认人的金银铜铁的本质。在这个认识的前提下，中西方是可以沟通的，都承认政治是精英对于大众的统治，换句话说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而现代人则否认了这点，取而代之的是自由平等等现代观念。而这些现代观念与中古的神学密不可分，古今之争在西方因为有宗教的关系，因此表现为宗教与政治的紧张。但是，我所论述的古典中国恰恰不存在西方宗教的张力，只有单纯的自然属性的确认。因此，我的命题并没有失效。由于没有神学，中国古典的回归则会表现出两面受敌的现实，一方面与西方现代的冲突，另一方面表现出对于西方神学的差异。这个解释不知阁下满意否。

6、王斌兄所论极为丰富，既有对我的答辩，也有自我论述。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问题的认真对待和极佳的答复。但是，我必须指出的是，阁下所说的现代性问题，不仅仅是个哲学命题，也就是所谓的差异化，不仅仅是因为现代哲学对于古典时代的一个突变，而更在于本身社会的转型。阁下对于现代性的解释，虽在哲学层面通过对于人的自由的论证，来古今之争的本质。我个人持有一定的保留意见，刘先生对于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也不仅仅在于哲学层面，在《现代性理论绪论》中，更是旗帜鲜明的通过对西方现代性社会理论的梳理，进而对于中国问题有所回应。

中心之争的核心是现代性问题，我并不否认这个命题。需要厘清的是，阁下似乎在哲学层面进行回应，而哲学——明确的说是现代哲学——包括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都是以个体文中心展开，也就是阁下所说的自由问题。这个问题的展开的确与现代性问题的展开有联系。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古今之争在现实层面并不仅仅以哲学问题的面貌出现，英国革命、法国革命以及现代中国的建立，都是确实的现代性事件，对于这些现代性事件的反思，不仅仅是哲学，还有历史和社会学对传统与现代进行了大量的反思，反思的结论也不仅仅限于阁下的论断。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回顾古典意味着承认差异的存在，而古典的确认也意味着差异的确认。在这层意义上，对于古典的复归就是对民族文化——人的自然本质的确认。这点上，由于中西文化的具体差异，必然造成各自文化的自我确认。我希望能够把这个问题暴露出来，作为自然文化的古典，由于现代社会的开放性，必然会出现各自文化信仰者之间的争议，而且是以文明的高低为借口，虽然看似是伪问题，但中国近代以来的传统，都预示了这个可能性。

7、如果，在高的层面上讲，东海有圣人，西海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这大体是没有问题的。在这层意义上，也许古典东西之争是个伪命题。但我必须说，由于现代性对于教育的影响，造成我们与古典时代的精神愈行愈远。也就意味着，大众教育——现代教育出的大众，本质上缺乏哲学反思能力与沟通能力。即便是对于西方古典的学习，也会古典泛众化的趋向。也就意味着，中西之争之后的古今之争的背景。

P.S.P.S.王斌兄“可以看看儒学是怎么理解我们通常说的‘文明与野蛮，或夏商周与秦汉的区别’，他们似乎更喜欢用‘文质交替’。 ”在我看来，已经出现了对于古典——明确的说是对于中国古典的疏离。对于“他们”这个用语的运用，本身就是对于古典对象化的一个标志。古典学的目标，是个体与经典的融合，而现代学术则是以研究对象客观化为特征。在这层意义上将，我所论述的古典的中西之争并不是无的放矢。

8、彩虹兄的回应，大体以古今之争的普遍性为论。论述了基督教、古典中国和西方文明内部几个层面展开。以普遍性来论证古今之争与中西之争相比，处于核心地位。

姑且不论，古今之争是否有确切的学术定义，但是从我看来，彩虹兄将古今之争的泛化，也就是对“今”这个问题进行了哲学上的抽离。而使这个问题走向了概念化的趋向，具体说“今”和“西”这个问题，从近代以来一直是有大体明确的指代，也就是指的是现代西方文明——现代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刘小枫与甘阳先生施特劳斯学派的启示下将“中西之争”明确为“古今之争”，的确独具慧眼。从这个角度上，将西方文明梳理成为现代西方与古典西方，并将古典中国与古典西方并举。

然而，从这个角度出发，甘刘两位先生立志走向梳理西学源流。而古今之争的古典中国的复归，则在“古今之争”的哲学背景下，显得空洞。就如彩虹兄所说，中国古典本身就存在着某种意义的“古今之争”，而这些对于当下的讨论有何影响。廖平与“传统”的冲突，恕在下直言，如果没有基础的研究，这个论断未免轻浮。至于说中国思想中的宗教神学问题，更是让鄙人摸不着头脑？何谓中国式的神学问题？

对于西方古典的认知，在甘刘两位先生的带动下，已经有蔚然成风的局面。但是刘甘两位先生对于传统的尊重和了解，则并未真正影响到当下的年轻人。对于古典的复归，意味着放下现代性的傲慢，对于古典世界的敞开。而鄙人所谓的古典的中西之争，其实指的是当下年轻人对于古典的开放，更多的指向西方古典，从而对于古典中国的缺乏体认。这个问题对于，从哲学路径进入古典的年轻人，是否并非是个伪命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