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28日星期日
马孔：法国大革命前夜
这部电影的名字翻译成《魔法圣婴》，但是懂得法语的朋友都知道，Mâcon位于法国勃艮第大区南部，是索恩-卢瓦尔省的首府。为什么导演要将故事定义在法国，据说故事中柯西摩，本是弗洛伦萨望族麦迪西家族的继承人。导演将其设置在了法国，意味着这部影片的内容与这个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法国是以启蒙运动与大革命而著称。这部影片恰恰充斥着贵族、教士和庸众等诸多符号。这部影片的红色，恰恰与大革命的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部影片拍摄的恰恰是大革命前夜的事情。
在大剧院中，贵族、教士和庸众们坐在台下，这个排列很容易让我们感觉出法国所特有的等级制度。对于观众席的短暂的镜头，已经让我们对电影中所要创造出的氛围有了大概的了解。这对于结局的理解有很大的帮助。
回到舞台上，小丑预言师已经开始了对于未来恐怖的预言，人们将失去生育的能力，一切就如圣经启示录所描述的末日。这则预言还将于片尾再次重复。这则预言所描绘的末日场景，预示弥赛亚的降临与救赎。这个剧院弥漫着浓厚的宗教气味。
在台上与台下一起数到十三的时候，这个唯一的身材优美和健康的孩子出生了。这个孩子的出生打破了预言了，成为人们庆祝末日拯救的理由，刚出生的孩子成为了救世的弥赛亚。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孩子出身低微，母亲丑陋不堪，而孩子的父亲则弥漫着浓厚的世俗商人气息。在庆祝孩子的狂欢中，孩子的姐姐朱莉由于贵族对于救赎的渴望，让她突然感觉到机会到来了——一个被启蒙的少女。虽然，宗教权威的代表教宗，就对于孩子的神圣性表示了怀疑——注意一下，站在他身边的儿子，这非常重要。教宗的儿子，在那个时代意味着什么？另外，这个满口科学教条的青年，竟然混迹在教堂中，声称地球围绕太阳转，别忘了当时布鲁诺是因为什么死的吧。
孩子（弥赛亚）的姐姐朱莉，开始宣称自己是处女圣母。从世俗女孩，转变成“处女圣母”，原因在于这个孩子的存在。我们必须注意朱莉这个符号，在剧情的后边，朱莉因弟弟发家致富，走入上层，而她的索取却纯纯粹粹是世俗性的需求。对于教宗儿子的追求，也的确是真真正正的世俗情欲。可以，解读的是，朱莉是世俗大众的代表，她的欲望代表了大多数世俗的情欲和需求。而弥赛亚恰恰降生在这样的世俗家庭之中，至少预示了资产阶级世俗政权，才是这个愈加庸俗社会的救世主。
故事发展到这里，我们看到了代表世俗利益的新的权威开始建立起来了，从而直接影响到了传统的宗教权威教宗。在接下来的场景中，教宗的儿子在不断质疑“处女圣母”的权威和真实性，从对处女的质疑，到对孩子的质疑。传统权威用科学来质疑世俗权威，表明阶级斗争的开始。在这个时候，朱莉开始和教宗的儿子调情，在马厩中那段戏，如果继续下去的话，要么是教宗接纳朱莉进入到传统权力之中，要么教宗的科学儿子，被拉入到新兴的资产阶级世俗政权中去。但是，这个写可能，被故事中的核心——弥赛亚所阻止了——阶级斗争无可避免，改良的道路是走不通的。而情欲，朱莉对于男女之情的迷恋，导致对于阶级斗争充满玫瑰色的想象。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弥赛亚杀死了教宗的儿子，挑明了两个阶级只有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朱莉则不顾弥赛亚的劝阻，杀死了那头捅死教宗之子的牛——表明了资产阶级的双重性和矛盾性，弥赛亚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左派要求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而右派却不断与传统权威调情，并将杀害凶手——牛，亲手杀死。这个时候，教宗引领大众出现了，传统权威教宗凭借资产阶级内部矛盾，顺利瓦解了资产阶级刚刚建立其的权威，并将资产阶级左派——弥赛亚顺利控制在手中。
不久，这个传统权威就表现出与朱莉一般的世俗性的欲望与贪婪。但他的对象，则与朱莉不同，更多的是与传统王权和大家族搞好关系。他所买卖的对象，大多是封建贵族。从这段情节，我们可以解读成，教宗通过赐予贵族神圣的救赎，而贵族则以财富相报答。从而结成亲密的联盟。可以注意的是，作为资产阶级左派的救赎，对于这些封建贵族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巨大的社会变动中他们免于刀与火的洗礼。
然而，朱莉则趁着教宗与贵族们的疏忽，轻易的杀害了弥赛亚，从而完成了封建贵族与宗教权威安全转型的可能。教宗与贵族们恼羞成怒，想要完全绞杀资产阶级的世俗政权。在故事中，弥赛亚的父母都被残忍杀害了。而朱莉也被教宗定义为叛逆，用平民将其强奸致死。弥赛亚一家已经满门抄斩了。而弥撒亚的body，也被世俗平民所分尸殆尽。
在整部戏的结局，我们可以看到朱莉和教宗儿子的尸体，被摆放在舞台之下，中间隔着那头牛的尸体。在三者之上是弥赛亚的头颅。而在舞台之上，是教宗和贵族们心满意足的笑容。看到这些，不知各位看到了没有，教宗和贵族代表的古典权威，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中获得了全胜。而降生弥赛亚的世俗资产阶级则遭到了近乎于灭顶之灾。或者说，这是一部反对现代性的影片，里面充斥着对于现代伦理的讽刺。在暴力和色情早已司空见惯的西方，这部影片被禁，原因并不在于其画面中的色情与暴力元素，而来源于其赤裸裸对当下的西方世俗资产阶级政权的反讽。这层反现代的理念，被深深包裹在这部浓妆艳抹的影片之中。
Read more...2010年2月26日星期五
古典背后的中西之争
1、在甘刘二子点出中西之争背后的实际是古今之争，但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即便是古今之争，本后并没有解决古典也仍然区分中西，这个问题在甘刘二子分别从理论进入到实践层面后显得更加突出。
刘子虽有关于中国古典层面的著作，但是对于立足于本国古典还远远不足，何况《儒教与民族国家》本身所透视出的更像是当下刘子所批判的灵知主义的中国版。对此，我深深有所不解，也对于刘子门人的对于古典的复归有所不解。
对于古典的复归，还是对于西方古典的投入，对于西方文明的探索，虽然可以说是转向，也同样可以解释成在中国建立一门西方古典课——同样是知识的探索——现代性的求知欲。
何况，对于古典的复归，是解释成为TO BE A GENTLE，抑或是士大夫的养成？或落回自己所批评的“学贯中西”？
2、我们看到国内关于通识教育方面的实践，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首先通识教育也就是香港称为博雅教育的课程，是从美国引进的一种教育方式，这种方式并没有固定中国古典的基本教育面。或者，至少在甘阳先生在中山大学推动的博雅学院，对于中国古典的教育也与西方古典实力差很多。其次，众所周知甘阳刘小枫两位先生都以施特劳斯学派为基本面，而且在实际上也是顺着这条道路进行重新梳理西洋传统。但是对于中国传统，则甘阳与刘先生虽各有表述，但是并未有任何实质性研究。是用施派研究思路，亦或者是公羊学派？这些问题，似乎不能仅仅凭借几句口号就可以解决。中国传统似乎也并不是仅仅一个经学就可以说的尽和说得完的。
3、我在这里重申论题在于，两位以西学为根底，而却提倡博雅之学，实际上却仍然是专家之学，而如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出这个问题来，如果刘甘以启示与哲学、古今之争作为西学研究的线索的话，而对于中国古典并未有清晰的思路，也就意味着甘刘二人所提倡的学贯中西，实际上仍是以西学为根底从新诠释中国古典，在这点上我个人认为他们与当下中国哲学的学者并无二致，都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而且重要的是，阿难兄所说，中大的课表上有诗经楚辞和古典汉语，这些科目在中文系也有教授，为何一定是博雅学院呢？而且这些科目与狭义的古典学——施特劳斯学派有什么关系。鄙意刘甘二人虽然在推动古今之争的论题，但是这与中国古典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太实际的关系，不知阁下然否，或不以为然！
4、
对于阁下的解答，鄙人表示谢意。但仍有不解，希望能够将此问题继续下去。阁下谈到，中西之争只有在现代性的框架内才能存在，古代肯定了这种身份具有必然性，但是个人认为无论希腊、罗马还是中国都在其认识框架下，设立他者的概念，例如在希腊认识中设立了东方波斯，而罗马也设了野蛮人，中国更是设立中夏与四夷的区别。而中西之争的背景，背后就有文明高低的冲突。因此，阁下所谓无论是古代的儒家，还是古希腊的哲学，都不会承认“中西之争”的正当性。鄙人却认为，这恰恰是各个文明的一个自然属性。尽管如此，孔子还是提出了三人行必有吾师，预示了中夏文明的开放系统。并没有绝对的对立与冲突。
中西之争，如果强加解释为古今之争，那就意味着全然否定了中国近代以来的趋向，这个趋向就是以现代性，即便最为保守的新儒学仍并不否弃现代性的必要性。如果这样说，我们就发现中国并不存在真正意义的古今之争，因为现代学术中根本即使古典学缺席，而表现出来的中西之争还是现实性的存在。那么，中西问题在这层意义上并未消解。
而对于古今之争后，对于古典的复归，我持赞同态度。首先古今之争必须有古典的在场，才有可能谈得上。但是我们看出阁下对于中国古典的复归，本身就是建立在西学的哲学的诠释下。这就让我存在着疑问，是否只有借助西方古典，中国古典才有复归的肯能？如果是的话，那么我们怎么确定这个古典不是现代哲学对于中国古典的解释的另一变种——西方古典对于中国古典的解释。如果这样的话，不就意味着已经落入了最开始我谈到的解释永远是高向低的向度。这层意义上讲，古典仍存在中西之争。
5、彩虹兄，政治问题是古典学的核心命题，这个我非常赞同。刘先生曾在《尼采空中的蟒蛇》中，提出了古今之争的关键问题，古典时期承认人的自然属性，也就是说承认人的金银铜铁的本质。在这个认识的前提下，中西方是可以沟通的，都承认政治是精英对于大众的统治，换句话说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而现代人则否认了这点，取而代之的是自由平等等现代观念。而这些现代观念与中古的神学密不可分，古今之争在西方因为有宗教的关系，因此表现为宗教与政治的紧张。但是，我所论述的古典中国恰恰不存在西方宗教的张力，只有单纯的自然属性的确认。因此，我的命题并没有失效。由于没有神学，中国古典的回归则会表现出两面受敌的现实，一方面与西方现代的冲突，另一方面表现出对于西方神学的差异。这个解释不知阁下满意否。
6、王斌兄所论极为丰富，既有对我的答辩，也有自我论述。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问题的认真对待和极佳的答复。但是，我必须指出的是，阁下所说的现代性问题，不仅仅是个哲学命题，也就是所谓的差异化，不仅仅是因为现代哲学对于古典时代的一个突变，而更在于本身社会的转型。阁下对于现代性的解释，虽在哲学层面通过对于人的自由的论证，来古今之争的本质。我个人持有一定的保留意见，刘先生对于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也不仅仅在于哲学层面，在《现代性理论绪论》中，更是旗帜鲜明的通过对西方现代性社会理论的梳理，进而对于中国问题有所回应。
中心之争的核心是现代性问题，我并不否认这个命题。需要厘清的是，阁下似乎在哲学层面进行回应，而哲学——明确的说是现代哲学——包括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都是以个体文中心展开，也就是阁下所说的自由问题。这个问题的展开的确与现代性问题的展开有联系。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古今之争在现实层面并不仅仅以哲学问题的面貌出现，英国革命、法国革命以及现代中国的建立，都是确实的现代性事件，对于这些现代性事件的反思，不仅仅是哲学，还有历史和社会学对传统与现代进行了大量的反思，反思的结论也不仅仅限于阁下的论断。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回顾古典意味着承认差异的存在，而古典的确认也意味着差异的确认。在这层意义上，对于古典的复归就是对民族文化——人的自然本质的确认。这点上，由于中西文化的具体差异，必然造成各自文化的自我确认。我希望能够把这个问题暴露出来，作为自然文化的古典，由于现代社会的开放性，必然会出现各自文化信仰者之间的争议，而且是以文明的高低为借口，虽然看似是伪问题，但中国近代以来的传统，都预示了这个可能性。
7、如果，在高的层面上讲，东海有圣人，西海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这大体是没有问题的。在这层意义上，也许古典东西之争是个伪命题。但我必须说，由于现代性对于教育的影响，造成我们与古典时代的精神愈行愈远。也就意味着，大众教育——现代教育出的大众，本质上缺乏哲学反思能力与沟通能力。即便是对于西方古典的学习，也会古典泛众化的趋向。也就意味着，中西之争之后的古今之争的背景。
P.S.P.S.王斌兄“可以看看儒学是怎么理解我们通常说的‘文明与野蛮，或夏商周与秦汉的区别’，他们似乎更喜欢用‘文质交替’。 ”在我看来，已经出现了对于古典——明确的说是对于中国古典的疏离。对于“他们”这个用语的运用，本身就是对于古典对象化的一个标志。古典学的目标，是个体与经典的融合，而现代学术则是以研究对象客观化为特征。在这层意义上将，我所论述的古典的中西之争并不是无的放矢。
8、彩虹兄的回应，大体以古今之争的普遍性为论。论述了基督教、古典中国和西方文明内部几个层面展开。以普遍性来论证古今之争与中西之争相比，处于核心地位。
姑且不论，古今之争是否有确切的学术定义，但是从我看来，彩虹兄将古今之争的泛化，也就是对“今”这个问题进行了哲学上的抽离。而使这个问题走向了概念化的趋向，具体说“今”和“西”这个问题，从近代以来一直是有大体明确的指代，也就是指的是现代西方文明——现代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刘小枫与甘阳先生施特劳斯学派的启示下将“中西之争”明确为“古今之争”，的确独具慧眼。从这个角度上，将西方文明梳理成为现代西方与古典西方，并将古典中国与古典西方并举。
然而，从这个角度出发，甘刘两位先生立志走向梳理西学源流。而古今之争的古典中国的复归，则在“古今之争”的哲学背景下，显得空洞。就如彩虹兄所说，中国古典本身就存在着某种意义的“古今之争”，而这些对于当下的讨论有何影响。廖平与“传统”的冲突，恕在下直言，如果没有基础的研究，这个论断未免轻浮。至于说中国思想中的宗教神学问题，更是让鄙人摸不着头脑？何谓中国式的神学问题？
对于西方古典的认知，在甘刘两位先生的带动下，已经有蔚然成风的局面。但是刘甘两位先生对于传统的尊重和了解，则并未真正影响到当下的年轻人。对于古典的复归，意味着放下现代性的傲慢，对于古典世界的敞开。而鄙人所谓的古典的中西之争，其实指的是当下年轻人对于古典的开放，更多的指向西方古典，从而对于古典中国的缺乏体认。这个问题对于，从哲学路径进入古典的年轻人，是否并非是个伪命题呢？
Read more...2010年2月24日星期三
理性与激情
在看完八十年代访谈录后，心中有一丝的亮色。每天都面对这样的生活，我们可以看到别人如何反观这个世界。这样的心态和生活观，让我心中不免快乐。毕竟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忧郁。
在外边看到八十年代，有反思也有荣耀，陈丹青、査建英、刘索拉他们对于八十年代的反讽，更加意味着他们对于这片土地的疏离。正是因为他们处在北京，但是看样子对于中国这片土地的集体无知，这才是问题的重心。如果你的心只看到几个人，几个认识的人，就对这样一个国家做出判定的话，这样的人不是糊涂，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这些艺术人士和其他什么样的人，都在这样的表现着自己的无知和睿智。
时代是人格塑造的基本，如果说八十年是一个勃发期的话，那么这些人物的人格塑造基本上就是见过三十年。如果土壤出了问题，那么结出的果实会有好有坏？在国内的都是坏果子，出了国的都变成了好果子？我想这些问题，似乎并不是像他们所说的那么简单。至少我感觉，这些曾经的精英，如果能够在像他们所说的冷静和睿智的话，很多语言基本上是多余的。不满则鸣，因为不满于当下，亦或是不满于过去，甚至是不满未来。这些不满的情绪，与今天愤青的语言何其相似，与他们所批判的人也何其相似。
如果说有人能够摆脱这个时代的话，我想不是因为出国镀镀金，也不是曾经的文艺明星，只是他们缺乏这个时代应有的心态——平衡。世界上的对错，不是语言上的，而是行为与生活中的。这个社会不会因为一个两个人的语言发生改变，但是我想这几个人却似乎没有这个自觉，还仍然浪漫依旧。拜金、浪漫是他们抨击的两个符号，但是这两个符号依旧闪亮在他们每一个人头上。是反讽，还是欺骗。
从这个角度上看，社会更加缓和的八十年，以至于近日。这个社会不是更加热烈，而是更加的冷静。虽然有年轻人们依旧浪漫，但是大体上冷静和悲观占据了一定的空间。这对于生活在这三十年的年轻人而言，我更加觉得是件有利的事，从革命浪漫，走向浪漫想象，从拜金主义走向理智思考，不是所有人都是极端和拜金，但是大多数人的庸常才是这个社会的常态。
我们不再以浪漫作为生活的指引，也不会讳言金钱对于生活的重要，更加努力的生活。这样的一个时代，不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吗？一个平和的社会，是知心态平和的人组成的社会。也许有人会感觉到平淡无味，那你就去美国吧，那里有你的梦想，有你的想象。这片土地已经不爱折腾了，只爱好好生活。
Read more...2010年2月23日星期二
没有自由的写作
生活在一个世界，就必须生活。写作就是我的生命，虽然不登大雅之堂，但是我喜欢这种生活。每天都在努力用双手写作，虽然知道这些东西都是随意而来，但是却是自由写作出来的。
很多时候，文字是不自由的，虽然思想看似是自由的。没有文字的自由，如何才能有思考的自由。自由写作是否就能写出我想要写出的字句，我很怀疑这一点。至少现在的生活预示了，我的写作是不可能的。没有文字从我的手中流出，大多都是无病呻吟的句子。每一句话，都是从牙膏中挤出来，干涩和重复。自由的文字，意味着能够控制这一切。但是，我发现这一切都是失控了。或者说这个世界就是失控的，我才是唯一一个想要被控制的人。
这些文字如果我不喜欢，我不知道如何写，那该如何才能继续呢？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样唯有一个结果，就是没有结过。我是在逃避这一切，但是在另外我却依然喜欢写作，看见无数的字句从手中打出来，欣喜和快乐。这却无法变成枷锁中的自如。我无法适应这样的生活，一切以我不喜欢的对象，但是没有办法，他现在是我的衣食父母，是我的希望，虽然我并不虔诚，并不快乐，并不想要去做。这不自由，还是我的心不自由呢？
这都需要去思考，我是不是被自由所束缚，只是想为了反抗而反抗，甚至对于一切应该做的，都消极怠工。追求自由，是不是就意味着摆脱责任，任何一个没有责任感的男人，是不是就是一个自由人？我也问自己，是不是这个时代，把自由当成了流行，就是想要摆脱责任，摆脱一切束缚。这样的自由，就是放纵。我现在是在放纵自己的欲望，是在脱离开正常的轨道。我要静下心，开始做事，而不是无病呻吟。而不是这样凄凄切切，不是这样的胡说八道。我想这一切都是我需要思考和努力的方向，这些努力能不能得到自己的肯定。我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真正做到这些，思考的成果，告诉我不要为自己的欲望寻找托辞，自己要面对自己应有的责任。我想这一切都是我的工作。希望能够做的更好。这篇文章，我希望宣告一个事实，自由不再是摆脱责任的托辞，做个有责任的男人。有责任感的男人，才能获得真正的写作自由，用自由写作，完成自己的责任，这才是正面的价值啊！我希望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我也希望在写论文时，能够更加有思路，即便没有思路也要勇敢面对。面对困难，就放弃，这不是自由，是失败，是放弃，是怯懦。
Read more...2010年2月22日星期一
国家政策与家族利益
政治本身就是一个利益再分配的过程，进入到权力中的人，本身就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代表了一个家族，甚至一个地方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在政治中争取家族利益和维持家族的稳定与发展，就是每一个政治人物的基本思考线索。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在观察顾氏家族时发现，其公共政策有很强的家族利益色彩在其中。我们不妨称其为公共政策下的家族利益观。这点在赋役制度改革和昆山筑城两个极具地方性色彩的公共政策中看得出，前者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降低了昆山的赋税，而后者则对于崑山居民的生活与安全提供了基本的保证。
从这层意义上讲，顾氏家族以及类似的民间宗族，成为政府政治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史书中所描述的政治斗争，虽然有着各式各样的理由和动机，但是仍然掩盖不住背后的利益驱动。而一个家族的崛起，往往与朝中为官者的宦海沉浮为依凭。顾氏家族的兴起，与顾鼎臣从单纯的学官，向政治官员的转向有关。
顾氏家族能够从顾鼎臣倡议的公共政策中获益，而家族也能为顾鼎臣在朝当官提供有力的地方支持。我必须说，在这点上非常近似于西方的议会制度。但是，如果以家族或者地方利益的角度，来分析国家政策本身也许是一条不错的出路。而家族与国家政策，成为顾鼎臣文集中的两大论述热点，不也从侧面显示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吗？
Read more...写作是种勇气
写作需要勇气，把自己的一部分暴露出来，放到公众的眼前，有刀子也有烈火，有很多人因之而丧命，也有人因之而获罪。我不知道需要怎样的勇气，才能提起笔来，开始我今天的对话。
文字是用来沟通，自己与自己也许要沟通，文字成为一个他者，在自我的沟通过程中，形成给为有逻辑的文章。这是自我写作的一个重要目的，本身而言语言的思考功能，必须有升华的空间，而语言一旦失去交流对象，思维就会迟钝甚至停滞。因此，将语言思维模式转化成为文字思维，这需要一个过程和勇气。
过去一段时间，我一直缺乏对于文字的信心与勇气，恐惧写作、恐惧论文。对于文字的恐惧，本身就是对于我的一个莫大讽刺。缺乏对于文字沟通的勇气，怎么才能走出自己的藩篱呢？我喜欢文字，喜欢各式各样的写作，更喜欢沟通。因此，我不想因为心里的障碍，而失去了对于周围世界的勇气，用文字打开人与人、人与文本之间的障碍，我想是当下应该努力去做的。
现在，我的文字已经开始可以成为工作文字了，思考也开始慢慢热起来，这是正是写作的好时候，开始工作开始努力应该还不算晚。我现在，不管勇气不管信心，只要埋头工作和努力写作了。这样的生活不是我所期盼和希冀的吗？那就努力吧，为了自己这个目标好好努力，大踏步的往前走!
Read more...2010年2月21日星期日
写作与表达
写作与表达之间，其实还是有些不同，文字可能更加私密，而语言却大体上是公共性的，因为交流的本质就是这样要求的。在这点上，我却有些不同的看法，语言的表述中必须简单，才能更容易让人明白，因此承载不了太多的内涵，而更多的诉诸于情绪。但是书写则能够成为表述的载体，我们可以一边写作，一边回顾我们曾经的写作经历，从而能够更加深入的探讨某些问题。因此，我想哲学谈话是有些荒谬，因为哲学的思考是否能够达到更加深入，语言始终是个障碍。
另一个层面上说，由于口离大脑要比手近很多，因此嘴在表达时更为迅速和敏捷，在表述心中原意的时候，文字可能达不到语言表达的效果。因此，很多人更加喜欢演讲稿，在演讲过程中的思维，虽然不比写作时好，但是那种即时性的效果，在写作过程中很难体会的到。
更何况文字表达的能力，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但是语言是每个人天生的能力。因此，在过去我们将不会文字书写的人称之为文盲，不会称其为语盲，就是因为即使是文盲也可以用语言思考，甚至演讲，但是文字没有真正的训练，那文章是不能看的。
这样的而一个分野，可能就是古典时期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差异。古典时代有文字写作能力的人，就可以称之为士大夫。这说明用文字思考的人，被认为在能力上比那些仅仅用语言思考的人，在能力上要更胜一筹。因此，我想在这个文字普及的时代，看似这种分野已经消失，但是我们在现实中看到，这种精英与大众的分野其实慢慢在加大。虽然，文字从经典型文字变成了大众型文字，人们可以更容易的从语言型文字了解更多，但是文字的训练能力却在不断地下滑，也就是能够真正运用文字的能力其实在不断地蜕化。这种现象，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因为大众化语言不断侵入文字领域，我们看到无数的口语性的文字，在这种意义上，文字其实他的独特性在于它能将语言更加精炼准确的表述出来。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事实，肯能并不真实。口语化的文字已经成为了大众写作的主流，格式化的写作形式，也成为了写作的必要。
我们知道套路式的语言和口语化的表述，是大众化对于精英写作的侵蚀。写作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训练，大多数人对于文字本身就缺乏训练，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讲文字的训练对于一个形成中的精英是必不可少的。我在这一点上对于文字有恐惧症的人是说不通的，因为人的心性本身就对于成为精英这件事有恐惧心理。另一方面，这个时代成为所谓的精英已经变得更加容易，在不经过训练的人能在时代中称为弄潮儿，这对于教育来说是一件不幸，但同样也可以说是幸事。由于对于文字没有兴趣的人在这个社会成为精英，也就意味着这些没有文化的人，其实并没有真正进入到文化这个层面，或者说这些精英所创造的财富，并没有真正积淀成为文化资本。因此，这些资源更容易为后来者让开大门。另一方面，我个人认为正是由于现在的这种风气，才造成现代精英的实际匮乏，也就为大批从下层的精英让开了道路。
这句话看起来很庸俗，但是仔细想想财富并不是一个精英构成的必要成分，而真正进入到社会上层序列的人，则没有一个宣称自己是文盲。这个道理其实很浅显，但是在一个庸众的社会中，以世俗价值衡量人的标准其实恰恰就是一个最为实际的掩盖。我想这些事实对于那些民粹化了的自由主义者来说可能还有些匪夷所思。但是这些事实就掩盖在时代发展的幕后，春水的涌动都是暗暗的。
Read more...干净的blogger
也许本人有精神上的洁癖，所以选择了一个墙外的博客进行创作，但是说真的浏览国内的博客真的很痛苦，到处都是喧嚣。我哥称超市就是超级菜市场，我想博客也应如是观。
据说网络写作拉近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这点倒是没有错误，但是有一点的是，没有隐私观念的作者，如何才能写出好的文字。我不知道如何表达这样的谬论，如果你想深邃的话，那么就不要那么贴近大众。距离不仅不能增加你对他们的了解，却能带给你一种难以名状的浮躁。这个时代就是这样，我知道对错，但是这个标准与大众无关。但是，每一个言论出来总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喧嚣。
这个时代看似是五彩斑斓，其实却骨子里是一种平均主义的民粹。我想这个词用的并不夸张，博客写作也可以如是观。我想真正的写作应该包括思考，而不是身体本能的反应。现在倒好，我们看到了的，所有的人都反对思考，全都下意识的反映出我们对于思考的怯懦。或者说对于能够思考者的嫉恨，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化开那些不解，让大众明白，但是我知道让大众更加糊涂才是精英们所应该做的。
很多人选择了尘世的生活，用自己的身体的延伸，进入到大众的海洋中去，他们成为了大众民粹的英雄，我知道在欢呼中，思考的力量已经开始消退，没有定力的人在这样的欢呼中会迷失自我。也许失去的更多，没人知道结果。
P.S.我知道会有人说我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了。事实也许如此，我的文字本身就是一种个体化的东西，既是思考的备份，也是思考的延伸。这些东西都比较的个人化，所以我称之为实验写作，但无论怎么说我的文字还不属于公共文字，还没有进入到公共空间，所以写作的过程还保有私密性和对自己的公开性。我想当面对公众的时候，文字对于自身来说就可能是封闭的。作者无意触怒公众的情绪，但是我知道公众情绪无所从来。因此，只要写作就一定会发现这种冲突。习惯于公共写作的人，我想私密的文字——对自己公开的文字就会减少。文字的总量是一定的情况下，公开的多了，自己的就少了。
Read more...绝对的封闭
据说，人只有在孤独的情况下才能写出好的文章。由于极度的孤独感，只有诉诸文字才消解。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古人有云自古圣贤皆寂寞。我想这是真的，没有经过孤独的人，不知道表达的价值。没有孤独的人，是不知道什么是语言。
人是不愿孤独的，因此想尽办法寻找消解。但是我要说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即便是生活在闹市中的人也是如此。每个人都拼命表达，就是由于寂寞。但是就是由于寂寞，所以才不耐心听完别人的语言。我生活在一个从匮乏到丰满的时代，每一人都生活在匆忙之中。大家都聪明，所以不用太多的交流。正因为如此，人们才真的寂寞，因为从来没有弄动过别人在说什么。
据说，语言使交流成为了可能。但我看到每一个人都在自言自语，都在自说自话，看起来都像是已经理解别人在说什么，但实际上却没有办法搞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我生活在一个并非真空的环境中，语言和表达成为每天的例行公事，但是我知道我没有交流没有表达，只有自怨自艾。每天都是如此，每年都是如此，我知道没有人想要知道我想说什么，也没有人有耐心想要听懂我想说什么。可能这就是一个悲哀，但是我知道要等待，等待那个想要开始交流的人出现。这是一个奢望，还是一个梦想。
我们拼命想要搞明白别人在说什么，但到最后却发现不过是自己在演双簧。对正是如此，每天每刻的交流，都是人在自说自话，每个人都在装聋作哑，每个人都表演出自己了解别人在说什么，但是却从不给别人交流的空间。这是在抱怨，还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我知道这样的空间实在是奢侈，但是还是要表达这样的事实。
对于伟大的精神，我们要报以尊重，要静心聆听，耐心了解，真正想要搞清楚，而不是自己对自己，让自己表现出一种缺乏教养的姿态。好了，这一切都需要我自己的努力，让我真正能够站里起来，不再在唉声叹气，不再自怨自艾，不要在这里做情绪的垃圾。每天都要对自己沟通，每天都要对自己自信，每天都要努力和周围的世界说声好。每天都是如此，每天都要如此。改变生活，改变惰性，改变自己这样的懦弱。面对世界，我想笑，我想哭，我想绝对的世界并不存在，只有生活在丰富中的人，才会有幸福的感觉，并不在乎是否能够写作，写好。我想要幸福，想要快乐。这些东西，都是我的希望，我希望我能够有写好论文的能力，能够控制自己，能够从这样的困境中走出来。能够做好周围的一切。希望总是美好，希望总是和绝望连在一起。
Read more...无垠的怅惘
无病哀愁是文学青年不变的武器，我似乎也未能免俗。虽然读博士是面壁十年，但是心中的壁垒，似乎却未能打开。达摩问，是什么绑住了你的心。我没有答话，心中依旧茫然。
知道错误，却无法改正，这正是我现在怅惘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我自己难以自拔，勤于思考而懒于行动。更深处是心中那份不自信，写出来的文字让自己不满意。甚至根本没有写作的欲望。我真的感谢老师，感谢他的严厉教导。但是我在这个时候能怎么办呢。爱人已经着急死了，而我却依然不死不活的。这种状态，也许本身我就没有长大的自觉，没有承担的考虑。
多年后，爱人会因为我的天真而爱我，也会因为我的幼稚而恨我。我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这点我从来不知道，只知道我总是希望明天会有希望，希望弥赛亚的到来，希望拯救的发生，最后什么也没有发生，什么都不会发生，只有我一个人会自怨自艾。这是一个奢侈的想法，让我不寒而栗，我自己能不能改变，能不能发现自己的生活有很多的可能，到最后并且能够抓住这样的希望，也许这一切都是幻象，都是我平生所做的很多梦之一。
爱人说是，是她害了我。我想，是我害了她。
每一次的生活都想是赌博，一个在赌场，倾家荡产也算什么。但是我是一个有家的男人，赌博已经离我而去。但是我不知道除了赌博一样的人生，我还能有什么样的生活。这样的男人是不成熟的，就像那个被妻子抛弃的男人一样。我自己已经有了这样的自觉。对我来说，亢奋的人生，就是快乐的人生，输与赢都是快乐的一部分。但是，现在不同了，我自己软了，自己无力了，没有兴奋点的生活，没有自由的生活，我生了一种病，一种肌肉无力的病症。
淮南为橘淮北为枳，我到了北京之后，所有的能力就化作了无力，所有的优势都化作了劣势，所有的思想都化成了病毒。所有的生活，从幸福变成了不幸。我自己也从能够读书的人，变成了一个夸夸其谈的人。生活若此的不幸，我是这样的自怨自艾。
爱人却依然的支持我，爱我，虽然有埋怨，但是却默默的支持我。不知道是否理解，但是却是无言的支持。我想这样的生活是不是不幸，但是我却感觉到地狱的幸福。这种生活是否是我的梦想，还是我的噩梦。这样的文字是无病呻吟，还是膏肓者的梦呓。
Read more...2010年2月20日星期六
萧武：甘阳的文化与政治
甘阳说施特劳斯是美国哦学术界的“怪胎”，而甘阳本人在中国学术界来说，同样是个“怪胎”。
正如许多人指责的，迄今为止，甘阳仍然没有一本学术专着。到目前为止，坊间流传的甘阳的作品中，成书的也只有1980年代翻译出版的《人论》、专栏文集《将错就错》和以他为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所写的长篇序言为主的《古今中西之争》。有所谓的文学评论家在世纪之交盖棺定论评判20世纪中国文学时说，鲁迅一生连一个长篇作品都没有，故而算不得文学大师。若按这个标准，甘阳别说是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大师，就是算不算得上一个学者，都很成问题。
甘阳却不然。不仅对中国学术界指指点点，评头论足，甚而经常通过媒体访谈和演讲为其他人指点方向，而中国学术思想界对甘阳的这种指指点点却非常买账，即使是有所批评，却不能忽视甘阳的存在——在学术思想界，视若无睹是最大的蔑视，不独中国如此，全球亦然。换句话说，在如今的中国学术思想界，你可以不同意甘阳的观点，但却不能当甘阳不存在。甘阳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启蒙领袖出走
在甘阳这一代人中，甘阳无疑是一个佼佼者。几乎在1980年代以来的重大文化事件中，我们都能看见甘阳那富于激情与穿透力的文字闪烁其间，而且每每以“意见领袖”的角色出现。
1982年左右，文革后恢复招生的第一代研究生毕业，全新的一代知识分子成长起来了。在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断层之后，甘阳们无比茁壮地成长起来。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他们经历过被毛泽东称为他一生中最主要的两件事之一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代人身上既有毛泽东时代留给他们的理想主义激情，又有在毛泽东时代培养出来的对意识形态的天然敏感。他们宣称，经历了28年的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在学术思想上“一穷二白”，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
在1980年代的新启蒙文化热中，影响力最大的被公认为三个知识分子群体，其中影响至今未见衰弱的当属“文化：中国与世界”，而这个群体的领袖则毫无疑问的是甘阳。甘阳在2004年年底接受报纸采访时提出过一个观点，即中国要超越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这个看起来似乎新颖的观点其实并不那么全新，早在20年前，“文化中国”便已成为相当普及的概念。这个概念的灵感来自于海外新儒家，而发展与实践者却是“文化：中国与世界”的知识分子们。
如果我们今天查仍然活跃在中国思想界的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履历，就会发现，大多数人都曾经是“文化：中国与世界”这个群体中的一分子。而这些人被汪晖称为“启蒙知识分子”。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相当多的人都曾与这个群体有或深或浅的关系。更年轻的出生于1960年代的一代则是在这个群体的直接影响下接触与了解西方思想。可以认为，“文化：中国与世界”是一个启蒙知识分子共同体。在他们1980年代的的启蒙话语里，潜在地把现代性等同于资本主义，“与西方接轨”、“打通中西文化”不过只是修辞，他们的真正意图在于让中国回到美国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来，不要再搞什么“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了。但在当时的语境中，他们重新扬起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民主与科学，即以科学反对愚昧，以民主取代专政。
这场轰轰烈烈的“新启蒙运动”以文化运动始，却以1989年代的政治运动终。在新启蒙运动结束之前的1988年，甘阳发表了一篇题为《扬弃民主与科学，奠定自由与秩序》的文章。毫不夸张地说，这篇文章为1990年代自由主义定下了的基调。此后，整个199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者所努力论证的便是，在自由与民主之间，自由更重要，当自由与民主冲突时，宁可要自由；在变革与秩序之间，秩序更重要，宁可不要变革，也不能不要秩序。1990年代经济学自由主义的大行其道与哈耶克成为精神偶像，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此外，甘阳还着力地向大陆思想界绍述了伯林关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思想的区分，使之一度成为大陆思想界的基本概念，而伯林在中国的影响力至今仍然余音袅袅。
1989年后，甘阳远走美国。因此，这篇文章可以视为他在临走前给中国学术思想界的临别赠言。但甘阳本人却并未加入这一洪流。
在1980年代后期，随着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普及，私有化便成为势不可挡的普世真理。而作为毛泽东时代的社队企业的衍生品的乡镇企业虽然不符合这一理论，但却在1990年代初期的中国大放异彩，随之在海外中国学人中引起轰动。从表面看，乡镇企业并不集中在大城市，也不需要国家投资，又能吸纳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还能增加农民的货币收入，当然好处多多。甘阳当时也对乡镇企业赞赏有加。不过，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到1990年代中期，蓬蓬勃勃地发展的乡镇企业便或者是在市场竞争中被大企业压垮，或者是在一夜之间“改制”成为私有企业，这场讨论也就不了了之。而对我们在这里讨论的甘阳的问题来说，甘阳对乡镇企业的热情欢呼表明，他并不认为西方式的现代性是唯一的道路，不一定人口都要集中到大城市，也可以就地城市化，农业人口不必完全脱离农业变成工业人口。
甘阳在美国的学习结束后，并没有回到中国大陆，而是转到香港工作。表面看来，似乎可以说，虽然甘阳认为自己始终关注着中国，但在改革开放狂飙突进的1990年代，甘阳对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影响并不如1980年代那样大。
1997年，启蒙知识分子的内部分歧终于公开化，分裂成了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双方从学术观点争论一直发展到意识形态辩论，从观点讨论发展到对对方的动机和立场的赤裸裸的怀疑。作为曾经的启蒙运动领袖，甘阳丝毫没有顾及到自由主义者阵营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他在“文化：中国与世界”时期的老友，而新左派旗帜性人物却基本都未参与“文化：中国与世界”的工作。但甘阳选择了直接站在新左派一边。他不仅在道义上支持新左派，同意新左派对市场化、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批判，而且对自由主义采取了严厉的批判立场。他将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日益趋于保守的自由主义走向直接斥之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道德败坏症”和“集体知性低能症”。他的语言甚至都与新左派如出一辙，激烈的质问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面对大规模的工人下岗、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东南沿海的迅速资本主义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仍然极力的为这种改革取向辩护，难道不是资本的马弁吗？他还质问中国以经济学为基本背景敷衍出来的自由主义理论：中国的自由主义到底是平民的还是贵族的，是民主的还是反民主的？他提醒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说，即使是伯林，也并没有对所有的积极自由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而是说“我站在法国大革命这边”。
不过，至少从姿态上说，可以认为甘阳当时并没有对自由主义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只是着力批判了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间广泛存在着的日益保守化的趋向。虽然如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也并没有念丝毫旧情，果断地将新左派的帽子送给了甘阳。甘阳并没有象其他新左派那样，不予置评，而是完全地剖白称，将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的知识分子称为新左派是不正确的，更应该将他们视为“自由左派”。在《中国自由左派的由来》中，甘阳列出了被公认为新左派的代表性人物的四个人，其中除了受到强烈批判与抨击的汪晖、崔之元、王绍光外，也包括了他自己。换言之，在甘阳看来，这场争论更应该被当成一场针对内部意见分歧的讨论，即“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而不应该相互将对方当成敌手，上纲上线为“阶级敌人”。
2000年，《读书》奖事件再次引发中国知识分子大讨论，对汪晖的个人攻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此前的理论上的相互批评直接上升到了对个人品质的质疑。面对滔滔洪水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讨伐，甘阳再次选择了支持汪晖，为之辩解。他甚至在一篇反击自由主义阵营的文章中劝沈昌文“不要越老越不要脸”。而沈昌文本人与甘阳并非毫无渊源。按照甘阳后来的回忆，即使沈昌文在当时因为稿费等问题与甘阳发生过一些纠纷，沈昌文在1980年代对“文化：中国与世界”群体的支持无疑也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在沈昌文的支持下，“文化：中国与世界”才得以大量出版，甘阳为核心的这个群体的学术影响力才奠定下来。
经过这两次争论，甘阳与他曾经的朋友们彻底分道扬镳了，成了一个板上钉钉的新左派，而且经常被视为新左派代表人物之一。
一直以来，甘阳都是一个敢开风气之先的人，似乎每一次他都能敏锐地把握到中国思想界的基本趋势并做出相应的批判。他当年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那些批判在今天看来，应该更多的被当作是善意的提醒与批评，而不是完全的否定。但在当时派性攻伐流行的语境中，自由主义几乎享有一种天然正确的霸权地位，所有批判自由主义的人都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是背叛知识分子理想的。甘阳的那些批判没有为中国自由主义所及时接受，所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当经济学支撑下的整个理论体系逐渐失去其魅力时，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显得极其软弱和敏感，面对其他思想的挑战，除了神经质般的过敏和人身攻击之外，几乎无法做出更好的分析与回应。
如果说启蒙首先是启蒙知识分子自己的话，那么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似乎大多都没有经历过这个自我批判与反省的过程，从而长期陷于另一种蒙昧状态之中不能自拔，即对自己所信奉的东西笃信不疑，容不得丝毫的怀疑与批评，常常将自己关于历史与现实的种种个人感受放大为真实的“事实与常识”。近年来日渐高涨的爱国情绪的表达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斥为义和团与文革的事实再次说明，中国的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一种近乎神经质的意识形态，不仅缺乏自我更新能力，缺乏吸纳其他思想潮流的能力，更不具备为历史与现实提供完整的解释的能力，正在变得越来越僵化，而失去了时代感与现实感。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甘阳在一开始对新左派的支持更多地不应该被当成意识形态攻击，而是另一种方式的调停。也就是说，他希望自由主义一方能对自己有所反思，而不要过分敏感地将批评都一律当成攻击。但自由主义者们却几乎是情绪反应似的对甘阳的批评当成意识形态攻击，对甘阳的反击也像对汪晖一样，马上就上升到了人身攻击，甘阳在芝加哥大学读书却并未拿到博士学位成了主要的突破口。
甘阳与新左派被开除出自由主义阵营，对中国自由主义来说，是一个重大损失。虽然在那之后涌现出了众多的以自由主义思想家面目出现的知识分子，但他们毕竟只是知识分子，除了会重复早已由别人编制好的顺口溜之外，几乎没有丝毫的创新能力。关于历史、关于现实、关于文化……在众多重大问题上，自由主义都缺乏积极的回应与建设能力。在1990年代中后期，甚至有些自由主义者敢于宣称自由主义是不讲道德的，是无所谓文化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是普遍适用而无须任何论证的。一种无知而无谓的乐观与自信弥漫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间，甚至连将他们称为“形而上学骑士”都是一种名不副实的过奖。
在那之后，中国自由主义似乎再也没有能够在内部调整自己的姿态与思想结构。在2004年关于文化保守主义的争论与由郎咸平引起的关于国有企业改制的问题的讨论中，自由主义阵营内部的混乱正是这种后果的初步显露。
保守主义归来
1990年代后期，刘小枫就开始讲施特劳斯与施密特引介到中国，政治哲学一时之间成为国内最时髦的学术，对苏格拉底、柏拉图的重新阅读和理解也随之展开。但2002年甘阳为《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所作的长篇序言仍然引起了轰动，说是甘阳“归来”的号角也未尝不可。
与刘小枫介绍的施特劳斯学派完全不同，甘阳的长序《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给人一个很不同的施特劳斯。刘小枫的介绍虽然看起来为全面，但主要的还是在哲学层面，尤其强调的是施特劳斯学派对柏拉图、尼采等哲学家的重新阅读和理解，国内学术思想界对施特劳斯的理解也更多地是在其对古典哲学的阅读和理解的与众不同的方式上，甚至也没有与新保守主义在美国的兴起太多地联系起来。而甘阳介绍的施特劳斯虽然仍然是作为哲学家的施特劳斯，与政治之间并无太多关联，但以他为核心的新保守主义与美国的国内外政策之间的联系却被国人广泛了解，施特劳斯隐隐然成了美国的文中子，生前寂寞无名，身后却荣耀备至。可以说，刘小枫让中国人知道的施特劳斯还只是施特劳斯学派，而甘阳却让中国人知道了 “施特劳斯主义”。
随后，甘阳在国内发表了诸多言论，但主要的还是集中在积极推广“通识教育”层面上。包括他在北大改革讨论中的发言，也是如此。所谓通识教育，在甘阳的语言里，更多的实际上是指经典阅读和经典教育。尤其是在中国的文科分科体制之下，古典的经史教育传统被分解成了历史、文学、哲学等不同的学科，而且都还不是一级学科，各个学科之间门禁森严，隔行如隔山，老死不相往来。即使是在各个学科内部，大多也是在各自的专业方向之下继续细分，比如中文系以现当代文学为主，而对传统的经典如四书五经等基本着作缺乏了解，有些人甚至没有通读过。所以，甘阳认为，必须要改变这种状况，要打破专业局限，加强大学文科教育中的经典阅读，让学生对古典传统有起码的认识和了解。
不过，应该特别说明的是，甘阳所谓的经典阅读并不只是1990年代一直存在的“国学复兴”的重复，而是泛指古今中外的各种经典，既包括四书五经、《庄子》和李白杜甫，也应该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和尼采等。而且，这种对经典的阅读与理解还不能仅限于对文本的理解，而是必须结合文本产生时所面对的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理解作者的意图。比如他2006年在上海做关于文化研究的演讲中提到，中国的文化研究不能仅仅教学生读文化研究第三四代学者的着作，而是应该强调对最早的文化研究着作的阅读和理解。文化研究不等于对所有精英主义的东西都去做解构和批判，而是应该认识到，文化研究最早的研究恰恰表明，即使是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也并不只是喜欢“下里巴人”的文化艺术，也同样渴望理解和接受“阳春白雪”的经典。
按照施特劳斯学派的“显白教导”与“隐晦教导”的说法，真正的古典哲人都必须注意修辞，将自己的真实意图隐藏在语言的背后。而施特劳斯学派所作的“注疏经典”的工作实际上就是想努力解读出哲人隐藏在言辞背后的真实意图。甘阳在美国读书期间正是在施特劳斯学派门下，当然也学会了这一套。所以，这几年来一直有人试图解读《政治哲人施特劳斯》，甚至说，正如对《自然权利与历史》理解可因从不同的章节阅读而不同，对甘阳的文章也不应仅仅只看表面，而应该作如是观。甘阳的原文共六节，应该从第三节开始阅读，才能更完整地把握甘阳的意图。
如此说来，甘阳这几年来大力推广通识教育当然也有深意在焉。那么甘阳的意图是什么？
甘阳在上文中提到的在上海的演讲中提到，同性恋权利在西方也还存在很大争论，而在中国，绝大多数人却都抱着很宽容的心态对待，并不觉得奇怪，也没有人旗帜鲜明地反对。他说，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有的现象。他的意思当然是说，中国居然没有坚持传统的道德观念的保守主义，这是不应该的。
众所周知，保守主义对道德观念的强调是其与自由主义最基本的区别之一。现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模糊甚至取消了好坏、善恶、美丑这些基本的道德判断。按照施特劳斯派的研究，启蒙运动的基本斗争方式不是理论辩论，而是血泪控诉——正如中国革命过程中的诉苦三查对解放战士的作用。比如在中国，旧道德究竟为何必然是吃人的又如何导致了中国在近代的落后，这些问题并没有多少人愿意讨论和回答，启蒙知识分子们的办法是偷换概念，将旧道德旧传统与小脚、辫子、妓女、小老婆、包办婚姻、人力车夫这些等同起来，却故意不提这些现象即使在旧传统中也是有争议的。也就是说，不讲道德的启蒙运动不是从逻辑上驳倒了讲道德的中世纪，而是靠着声音大骂倒了中世纪。启蒙运动成功地将道德与人性对立了起来，只要是讲道德，就一定是违背或压抑人性的，也就是封建的、虚伪的。从一定程度上说，道德相对主义的确立为资本主义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道德相对主义的极端化发展到1960年代遍及全球的“文化革命”对资本主义形成了巨大冲击，保守主义死灰复燃了。
保守主义强调文化、道德、传统和秩序，与自由主义完全对立。所以，在保守主义者看来，晚近以来的所谓左派与右派之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根本就不重要，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分别，是自由主义左派与自由主义右派之间的分歧，根本上还都是站在启蒙运动的成果的基础上。重要的是古今之争，也就是古代与现代之争，是启蒙与反启蒙之争，是讲道德与不讲道德之争，也就是道德相对主义与道德绝对注意之争。按照自由主义的道德相对主义逻辑，道德是有时代局限性的，古代的道德不一定适用于现在，而按照保守主义的道德绝对主义逻辑，道德本身并没有什么时代性，而是超历史的。
要复活古典主义的文化传统与道德观念，最重要的当然就是阅读古代经典。施特劳斯指责现代社会科学“毫无心肝”，现代社会科学确实是鼓吹价值中立的，正是通过这种价值中立，才让社会科学取得了几乎与自然科学相同的位置。按照现代的观念，自然科学才是真正超越历史的，是没有局限性的永恒真理。而自然科学是价值中立的，因此，社会科学只有以自己的价值中立来表明自身的科学性。而古代经典恰恰与此不同，任何阅读古代经典的人都会感受到，这些着作中蕴含着强烈的价值判断，好坏、善恶、美丑、忠奸都是完全对立的，几乎没有什么相互转化的可能。坏人几乎从一生下来就是坏人，什么时候都是坏人，从来不做好事，即使偶尔会有些好的表现，也是为了做更大的坏事，而好人则从一开始就是好人，任何时候都是好人，即使做了坏事，也是好心办坏事。坏人做好事不值得称道，而好人做坏事则是可以原谅的。
甘阳鼓吹的古典阅读，也就是希望人们能够通过阅读这些古代着作，获得这种基本的价值判断观念，对好坏、美丑、善恶、忠奸的基本价值判断不再模糊。在保守主义的词汇里，这种意识就被称为德性。而这种打通文史哲的学科界限，放弃价值中立，而有意识地为学生培养这种观念的教育过程则被甘阳称为通识教育。
这与价值中立的现代教育当然是完全对立的。
按照现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观念，现代教育教给学生的不应该是价值判断，而是知识，至于对知识做出怎样的判断，这纯粹是个人的事情，不应该由教育负责。因为每个人的社会地位、文化背景、社会阅历不同，即使基于同样的知识，也会产生出不同的价值判断，这种判断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都是合理的，价值上是平等的，用一种价值判断压倒另一种，才是错误的。
而古典教育则完全没有这种平等意识。且不说别的，仅仅语言文字一项，便将绝大多数人挡在了门外。表面上看，古典着作并不保密，而且自印刷术发明以来，已经日益普及，需要的人都可以获得。所以，保守主义者完全可以说，经典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只要有个人意愿，就可以进入。但保守主义者们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点，繁体字虽然写起来显得古雅，写起来却很麻烦，文言文读起来当然铿锵有力，言简意赅，但即使是在相对而言与古代经典接触较多的中文系、历史系和哲学系的研究生，能看懂竖排繁体字文言文的人恐怕也不会超过一半。照这样，如果全部恢复古典教育，大学里不再进行分科，而是按照通识教育的做法，让学生都读竖排繁体的文言文书，结果自然是只有少数人能掌握，而大多数人只能望而却步了，最后当然是形成有文化的精英阶层与没文化的平民阶层重新区隔开来。
当然，对保守主义者来说，这一点不成其为问题，他们要的就是这个结果。按照保守主义者的看法，今天中国存在的诸多问题不在于精英太多，而恰恰是精英太少，没有真正的精英，以至于让许多本来根本就算不上精英的人在冒充精英，正是这些冒充的精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统治才造成了社会风气世风日下、经济上贫富分化、政治上摇摆不定进一步退两步的现状。保守主义者所谓的精英，不仅要有文化，最重要的是有信念和对信念的坚定毅力，还要有责任感，而且这责任感还不仅仅包括现实的责任感，也包括对历史、对文化和对国家的责任感。用柏拉图在《理想国》里的比喻的话说，就是让金银阶层来统治国家，而不要让废铜烂铁们掌握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命脉。
但是，成问题的是，一个人究竟属于金银阶层还是废铜烂铁阶层，该如何鉴定？正如施密特所说，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谁在决断。历史常常让人觉得悲哀的就是“金钟毁弃，瓦缶雷鸣”，有能力者不能得其位，在位置上的人常常又不具备相应的能力，大成至圣如孔子，一生奔忙，四处寻找机会，最终也还是郁郁而终，虽然也是王，但毕竟只是素王。如果真有孔子再生，如何让孔子不再仅仅是素王，而成为真王，这是需要保守主义者考虑的。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金银阶层未必知道自己是金银阶层，废铜烂铁也未必知道自己就是废铜烂铁，金银阶层自甘与废铜烂铁为伍自然不是坏事，但如果废铜烂铁心有不甘也自以为是金银阶层，要做精英状，那又当如何？毕竟，2000多年前就有中国人说过，“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从眼下的情况看，似乎金银阶层还是没出来，多的倒是稍微读了些古籍的年轻人越来越不谦虚了，一开口就是一副老子天下第一、舍我其谁的口气，对应该尊重的人缺乏起码的尊重。比如对五四运动的重新评价，就有许多自称保守主义的年轻人很不以为然，还自以为特别有历史感，但他们恰恰忘了的是他们很重视的历史感。即使存在再多缺陷，哪怕是真有什么“病灶”，五四运动对现代中国的形成所作的贡献是无论如何评价也不为过的。五四运动那代人骂倒了传统，但传统却未必能以同样的方式复活。
从时间上说，甘阳鼓吹的重读经典、通识教育刚好与文化保守主义兴起吻合。2000年以后，通过大众媒体的关注和传播，“新儒家”所倡导的读经就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2004年，经过一场大众媒体广泛参与、诸多学术思想界名人参与的讨论，主张读经的“新儒家”虽然没有在辩论中取胜，但在社会上还是多少引起了一些反映，个别地方甚至开办了少儿读经班。多数读经班不久就被取缔，但作为在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两个阵营对立的中国思想界，文化保守主义也另立了一个山头。相对而言，文化保守主义对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介入较少，因此与左右两方面都能找到部分共同点，同时在左右两边也都存在一些严厉的批评者。但无论如何，文化保守主义还是争得了一席之地，左右两边都有人逐步分化出来，站到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上来，成了当代中国思想界的“第三党”。，
正因为时间吻合，所以在有些人眼里，甘阳也可以被算作文化保守主义者。但从甘阳的讲演和文章中看，这种看法准确，也不准确。之所以准确，是因为甘阳2004年多次在讲演和文章中都提到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也就是强调中国应以自身的文化为主体去重新阅读和阐释世界上的各种文化和经典，不应该还是像过去那样只是一味地学习西方，而对自身的传统知识简单地批判和拒斥，这与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基本吻合。不准确的地方在于，甘阳倡导重读的经典并不只是中国自身的经典，也包括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经典，而文化保守主义则强调的多是中国自身的传统，强调中国文化传统的优越性。更重要的分别是，甘阳所说的文化自信、重读经典、通识教育实际上都是同样的功能，也就是为作为政治哲学的保守主义在中国的复兴做理论准备，而文化保守主义的政治经济方案至今仍然辅助阙如。
新时期的通三统
不过，甘阳最让人感兴趣的还是他的“通三统”说。
2005年5月12日晚上7：30，甘阳在清华大学演讲，题目是“三种传统的融汇与中华文明的复兴”。主持人是崔之元，评论人是朱苏力与汪晖。由于甘阳、崔之元与汪晖都是1997年那场争论中被命名“新左派”的人，朱苏力也因为鼓吹“法治的本土资源”而被视为“新左派”的同情者，这场演讲因此被有些人称为“新左派峰会”。虽然同题的访谈早在2004年年底就已在有名的《21世纪经济报道》上发表过，许多人也估计到了演讲不过是重讲一遍这篇文章，但这场演讲还是吸引了众多的人去听。
演讲后的第二天，一位听众写的一篇题为“甘阳演讲印象记”迅速在网上流传了开来。这位听众写道：“甘阳真乃人中之龙，谈话东拉西扯的蜻蜓点水，似乎很散，平淡无奇，但直抵根本的意识非常之强；指东打西，若无其事，背后却有极深厚的内劲。其人气息澄敛而有弹性，收放自如、动静皆宜；特别令人惊异的是，五十几岁的人，却是三十七八岁的相貌，二十来岁的举止与活力，七八十岁的秋肃之气”，“甘阳有没有说出什么高深的道理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所涵的思力与气象。人中之龙，这是确定无疑的”。并且，这位作者在文中将甘阳称为“甘子”、“大师”等等，言语之间充满了崇拜。
甘阳在这次演讲中提出，当代中国本身存在着三种传统，即中国古代以儒家为核心的文化传统、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主义传统和1978年以来所形成的市场自由传统。当代中国应该融合这三种传统，形成一种既有内部张力又能共存共荣的新的文化。这一说法并不是在这次演讲中首次提出，早在2004年甘阳就在上文提到的《21世纪经济报道》访谈中，甘阳就已经这样讲过。但令人瞩目的是，这一次，甘阳将三种传统的融合称为新时期的“通三统”而“通三统”这个说法本身就是来自古代公羊学。
在文化保守主义如日中天的时候，采用这样的说法，无法不让人想到，虽然甘阳讲了中国的三个传统，而且说三个传统哪个都不能缺席，要相互融合，但作为主体的仍然是儒家。也就是说，在这三种传统的融合过程中，儒家仍然是核心主体，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主义和1978年以来的市场自由传统应该被吸收进去。
但是，熟悉中国近代以来历史的人应该都很清楚，甘阳提到的这三个时期，虽然相互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继承关系，但大体上说，仍是每一个新时期的兴起都是以否定前一个时期为前提。毛泽东时代有激进反传统的倾向，1978年以来对毛泽东时代的物质和精神遗产进行了激烈的改造，而这一过程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改革开放。这三者之间又如何调和以至于最后融合成为一体，能够支撑起中华文明复兴的大厦？
即使是传统，甘阳对这三个传统的概括，也未见得能够得到多少人的赞同。
先来说“老祖宗的传统”。甘阳在演讲中并没有明确地说他所谓的“老祖宗的传统”是什么。自从晚清以来，儒学逐步退出意识形态神坛，下降为诸多现代大学学科中的一个科目，曾经的经世济民的宏大抱负也变成了皓首穷经的学院八股，而且很多人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诸子百家、老庄申韩、诗词曲赋、训诂考据就被统称为所谓的传统文化。总之，传统成了一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几乎只要是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切都可以堂皇的成为传统的一分子。甚至连“中国历史的后门”、“流民文化”、“潜规则”也往往以“真正的传统”自居，以何为主以何为客、以何为体以何为用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而对任何一个有社会、文化、历史责任感的儒者来说，儒学都如陈明所说，“不主流，毋宁死”。因此，不明言传统的具体内涵，而“若存若亡”的说“老祖宗的传统”就是最笼统的。
虽然甘阳在那场演讲中没有明确提出来，但从之后的言论中看，大体上说，他是同意文化保守主义的观点的，也就是中国传统应以儒家为核心主体。
对毛泽东时代的传统的概括最让人不能满意。毛泽东时代的传统中当然包括人人平等这一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基本观念，但毛泽东时代的传统却不能简单地被概括为平等主义。虽然如果从1949年算起，毛泽东时代才只有27年，加上1976年之后的凡是派的两年，也不到30年，但毛泽东时代仍然是复杂的、丰富的。对这个时期的传统的最简要的概括，汪晖应该是最简要也最准确的，也就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或者换一个说法，就是反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针几乎与现代资本主义完全对立：在政治制度上不采取代议制而建立了一套复杂的“党—国体制”，在经济制度上反对自由资本主义主张国家资本主义，在文化政策方针上反对市场主导坚持人民主体。而且，毛泽东本人贯穿其一生的基本原则是坚持走群众路线，发挥群众、各级党政组织、社会团体的能动性，强调党的领导不等于由党包办一切。即使是甘阳曾经在演讲和文章中提到的毛泽东多次破坏一个由中央领导一切的全国性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毛泽东也并非仅仅出于对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考虑，更多的仍然是考虑到要发挥地方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制定具体的政策，而不应该由中央来统管一切。也正是在这些基础上，中国才成功地研制出了核武器，并在1970年代重返联合国改变世界格局划分，为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多方面的基础。因此，把毛泽东时代的传统概括为平等主义是对毛泽东时代的简化处理，它实际上更应该被称为人民主权。
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也是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情境下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来保障的，而不是抽象的平等主义。在政治上强调群众路线，强调人民群众参与决策与执行，在经济上则更为明显，尤其是在企业里强调工人参与领导，在对外经济交往上强调自力更生。而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在这些方面却恰恰是与此相反的。正如一本关于改革开放的回忆录中所说，如果都是国有企业，就没有什么市场自由，所谓市场，是从国有企业手中争夺过来的，市场自由的每一步前进都是以国有企业的倒退为代价的。而国有企业的每一次后退，代价都有普通工人承担。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突飞猛进的1992年之后的10年里，大面积的国有企业破产改制和资产重组，造成了数以亿计的工人失业。作为最受欢迎的自由市场的主体的民营企业则带来了几亿农民工，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农民工从事工人的工作，却无法得到工人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既无相应的劳动保障，就业机会也不稳定，离开了农村，又无法顺利进入城市，成了夹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边缘人，这还不算民营企业同时带来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将会带来的严重后果。即使是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角度说，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加虽然带来了综合国力的提高，各方面都有所发展，但是因为对毛泽东时代的自力更生原则的抛弃，使中国在诸多工业技术领域长期落后，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长期无法提升。毛泽东时代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固然出于各种原因态度较为强硬，但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却建立并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政治、经济和文化往来较多。而1978年以来的开放虽然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开了国门，而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却更多的只是资源开发，以致于在非洲流传着中国取代了原来的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为的看法。如果说1978年以来的传统就是市场自由，那么下岗工人、农民工、资源浪费、环境污染、能源危机、“小姐”、“垮掉的90后”是不是也应该同样的算进到这种传统之下去？
因此，甘阳说要融合这三种传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没那么容易。
先说毛泽东时代与中国传统的关系。首先应该说明的是，长期以来，无论是在毛泽东的反对和批评者中间还是在毛泽东的同情与支持者中间，都存在着一种概念上的错置，即把毛泽东与传统的关系当成毛泽东时代与传统的关系，即使题目是毛泽东时代与传统的关系，内容也往往是毛泽东与传统的关系。但是，即使是毛泽东与传统的关系，也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是毛泽东虽然号称马克思主义，实质上仍然是中国传统的现代变种，1980年代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实际上就是指向这一点的；另一种是毛泽东是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无论是从他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角度，还是从他在现实政治经济中的观点，都是完全违背传统的。对于毛泽东时代与传统的关系则比较简单，主流的观点仍然是毛泽东时代是对传统的巨大破坏，不仅是对作为传统的人身化的“新儒家”诸大师的“迫害”和对作为无产遗产的文化古迹的破坏，即使是在具体的社会习俗也未能幸免。比如所有对文革的控诉中都提到，文革破坏了传统的伦理道德，夫妻、夫子关系都在划清阶级界限的名义下被破坏了。
包括魏斐德、史华慈等美国中国研究的专家在内的毛泽东研究专家都一致认定，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传统的影响是巨大的，魏斐德甚至认为，因为毛泽东青年时期的老师杨昌济是王阳明心学的崇拜者，所以认定心学传统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托派作者王凡西在其《毛泽东思想论稿》中也认定，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仅仅只是皮毛，对其思想的影响并不大，最主要的仍然是中国传统。王凡西甚至认为，即使是反对毛泽东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的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也不过只是对古老的《孙子兵法》的现代运用。但是，他们却没有解释，如果说毛泽东思想仅仅是心学或者古代传统，何以同样对心学非常崇拜的蒋介石却与毛泽东有着巨大差异？如果说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也只是《孙子兵法》的现代盗版，何以以《孙子兵法》为基本教材的黄埔军校学生主导的国民党军却在与毛泽东指挥下的共产党军队的战争中一败再败？
毛泽东的旧学修养极其深厚，这当然毋庸置疑，无论是其诗词还是古文或者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熟悉，都能看出这一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思想就等于中国古代传统，更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思想毫无影响。实际上，无论是用毛泽东思想中的中国传统掩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掩盖中国传统的影响，都失之于片面。毛泽东思想当然同时包含着中国传统的影响、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甚至还有现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当然是巨大的，但是正如毛泽东在对斯诺的自述中所说，他终究还是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与他的理想抱负并不相符。这实际上意味着，他已经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经过1840年以来的欧风美雨的冲击，已经不可能继续抱残守缺了，必须要吸收新的元素，加以调整，形成新的中国文化。而这新的元素，当然来自于他在具体的社会阅历和阅读经历中所能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思想文化，既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虽然他在自述中说，他接触过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等等当时流行的思潮，但最终他还是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中国和中国人民所需要的，也就是他所需要的。因此，他本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虽然仍在许多方面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的痕迹，但其原则却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妨说，毛泽东思想的基础包括了中国传统文化、自由主义等多种成分，但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却仍然应算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他根据中国革命在不同阶段的现实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做了部分调整，这也毋庸讳言。
毛泽东时代与中国传统的关系也应当作如是观。正是因为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无法适应中国的现代性转化的需要，他才竭尽全力通过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方面的改革对中国进行改造，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即使是从对中国传统经典的整理看，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的专家学者也都承认，毛泽东时代通过国家计划对中国古代传统典籍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出版，并逐步将之普及。换句话说，毛泽东时代并不是在颠覆中国古代传统，而是在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能够适应中国现代化的需要，也就是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开新命”。如果说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是在漫长的古代中国历史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积累而来的精华，那么毛泽东时代对中国的整体性改造也同样会在历史进程中完成这一任务。但与中国古代的多次传统转化不同，毛泽东时代为中国古代传统“开新命”的时间太短，尚未来得及完成基本任务，这个时代就已经结束了。正如有人在评论工农兵大学生制度时所说的，现代教育制度是在资本主义革命几百年的历史中不断改革而来的，而工农兵大学生作为一种制度创新不过才试行了几年，以此就断定工农兵大学生制度不好，未免太不公平。同样的，儒家传统在受到佛教传入的冲击后，经历了从西晋到北宋的调整，才最终形成了以程朱理学为主体的新儒学，这其间经过了800左右时间，而毛泽东时代对中国古代传统的改造即使从1949年算到1978年，也才不到30年，就要求见到多么明显的成绩，作为一种文化的形成，这个时间要求未免太过仓促了些。
因此，与流行的看法恰恰相反，毛泽东与传统的关系其实未必有外间流传的那样密切，而毛泽东时代与中国古代传统的关系也未必就是那样截然相对。毛泽东本人未必有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开新命”的自觉，但毛泽东时代在客观上却恰恰在孕育着一种新的中国文化。反倒是一般被认为新儒家在复活的1978年以来的30年与中国古代传统的关系未必那样密切。
前有儒家资本主义的模范，后有新儒家浮出水面，表面看来，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确实似乎与中国传统的关系更密切些，融合起来也更容易。但是，人们常常忽略的却是，1978年以来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进行的急速改造，让中国古代传统所赖以生存的土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种文化之形成，端赖乎其政治、经济、社会的基本结构与运转规律。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的一个逻辑用施密特的话说，就是“资产阶级的阴谋”，即将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逼迫国家从各个社会领域逐步退出。但是国家在多个领域的退出过快，也带来了许多空白地带。填补这些空白的并非文化保守主义者念兹在兹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而恰恰是那些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非主流传统。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管制逐步放松，封建迷信复活；国家对社会基层的管制放松，黑社会复兴；国家对社会风气的管制放松，妓女重现。而中国传统中士大夫的历史、文化和政治担当却并没有与这些一起苏醒。尤其重要的是，以资本为主导力量对中国进行的改造过程，让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高速推进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已经基本摧毁了儒家所可能赖以生存的空间。虽然文化保守主义近年来大有复兴之势，但实际上仍然是看热闹的人多，愿意身体力行的人少，即使是看起来热闹的儒学，也已经越来越多地只是书斋里的玩物。至于如于丹般将《论语》改造成心灵鸡汤，离儒学本身的传统就更远了。司马光说过，“臣学先王之道，所以求有益于当世。”儒学本身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政治，而非文化，更不是当代“新儒家”所说的社会自治领域。当儒学离开政治，当儒者也以“毫无心肝”的现代社会科学的标准要求儒者与政治保持距离，对国家保持批判的时候，儒学就已经不是儒学了，而不过是现代社会科学之一种。
可以说，沟通、融合儒家、毛泽东时代的传统与市场自由三者之难，难于上青天。当然，这并不等于这个方向本身就是错误的，方向仍然是正确的。作为中国人，只要还没有自以为成了世界公民，当然都乐意看到中国的和平崛起，也乐意看到一种崭新的中华文明。只是这三者之间沟通、融合的困难实在太大，需要更切实的研究成果。
文化与政治
在观点之外，甘阳在2000年之后尤其是2003年之后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他的姿态。甘阳对国家不像其他人那样持批判态度，而总是以建设性的姿态发言。无论他倡导的是阅读经典，还是呼吁中国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都与官方宣传的和平崛起相呼应。而在1989年后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对国家政策保持的批判姿态，与政治保持距离，几乎已经成了知识分子的政治正确。在这样的氛围中，甘阳为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欢呼，并呼吁知识分子要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建设能够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实力增长相匹配的文化，确实显得相当特立独行，当然也就招来了众多的批评。
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界，对国家的批判态度在左右两派中间都是一致的。即使对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的态度，虽然双方的批判理由不同，但结论基本上一致，就是都很不满。自由主义一方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这成就与国家政策无关，而是市场的功劳，国家退出的越多，市场自由的空间越大，中国能取得的成绩也就越大。也就是说，站在自由主义一方的立场上看，国家对经济增长起的是负作用，以此推论，如果中国经济要继续高速增长，就必须在政治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而站在左翼的立场上看，改革开放所造成的问题远比所取得的成绩更大，而且，由于对毛泽东时代的遗产的破坏，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也正在被消耗净尽。甘阳的做法恰恰相反，不仅没有批评，反而不断援引欧美最新出版的对中国的观察说，中国所取得的成绩已经非常巨大了，连欧美都已经感到震惊了，中国不是将要崛起，而是已经崛起了，而且正在改变世界格局。中国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欧美已经在考虑如何应对这种变化了。因此，按照甘阳的看法，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有“文化自信”，意识到自己是个大国，并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来，不能再看欧美的眉高眼低，而是要有一套自己的对世界的解释和规划。
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是，1990年代形成的对政治保持中立的姿态逐渐瓦解了，受甘阳影响的年轻一代几乎完全放弃了这种中立，而是对政治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人们不再以批评政府决策为理所当然，而是强调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该批评的就批评，该赞扬的就赞扬。因为他们完全同意赞同甘阳的立场，中国有自身的历史和传统，经过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和建设，也已经为现代化奠立了基础，而近三十年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则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中国完全具备在欧美之外建设一种不同的文明的能力。因此，他们对中国崛起显得格外热情，格外兴奋。甚至可以说，除了中国的崛起，他们不关心任何意识形态问题。包括中国的军事、外交、内政、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民族政策，他们都非常关注。在他们眼里，中国从来就是大国，中国也不需要变成欧洲那样的民族国家，而应该作为一个“文明国家”，也就是“帝国”，中国不仅不能被别人左右，而且应该学着去影响别的国家。
对于自由主义一直强调的政治改革，甘阳没有正面谈过，但是甘阳显然认为，选举制、代议制的民主只是一种政治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现中国的崛起，只要有利于实现中国崛起，就应当支持。近年来，许多人比较中国与印度，认为与印度相比，中国虽然经济增长速度比印度快，工业化、城市化的成绩也比印度要大，但是因为中国没有实行政治民主，所以并不具备典范意义。甘阳则认为，恰恰是因为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才排除了印度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因此，他认为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应该盲目批判，不能因为美国经常指责中国的人权和民主、自由，中国人也跟着批评。与新左派的看法接近，他认为美式民主不一定适合中国，中国应该寻求新的方式来实现民主和自由。因为中国面临的问题与美国完全不同，在美国有效的政治、经济制度未必在中国也有效。中国是有历史文化积淀的大国，有自身的文明传统，当然也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政治制度。也因此，甘阳被不少人视为文化民族主义者。
不过，甘阳的讲演与文章中谈的最多的仍然是文化问题，尤其是古典教育、重读经典和通识教育，题目也大多与文明有关。但在甘阳的影响下的多数人都变得政治敏感性异常强烈，非常乐于谈论政治问题，即使是谈论哲学、宗教问题，也常常会与政治挂钩。这一点与施特劳斯学派相似，施特劳斯生前丝毫没有涉足过现实的政治，但在他身后，他的徒子徒孙们也对共和党的政策发挥着重要作用。甘阳强调中国文明的特殊性，与西方不能相互嫁接，这一点也与美国着名的保守主义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相符。尤其是，如果套用施特劳斯学派的一个说法，所谓的通识教育其实不仅仅是精英教育，而且应该是“驯服君主”，也就是做“帝王师”。当然，古典教育所要培养的是对自身的文明有充分的自信，有历史责任感和文化责任感，也就是具有优良德性的政治家。
所以，与其说甘阳是文化保守主义，不如说是政治保守主义。众所周知，保守主义在政治上的特征是反对毫无差别的平等、自由与民主，而是主张共和主义。而且，这种共和主义并不是人民共和，而是精英共和。具体到当代中国，甘阳归纳的三统其实也意味着三种不同的精英：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可以视为文化精英，毛泽东时代的传统可以视为政治精英，而1978年以来的传统则可以等同于经济精英。通三统也就意味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的共和，也就是共同统治。这一点在受他影响的人中间来说，显然是不成其为问题的。但这在今天的中国也就恰恰是最需要注意和防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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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为什么应该建设中国的古典学？
近年来，我们不断听到设“国学”为一级学科的呼声，有人说，这种呼吁与我国的“和平崛起”同步。其实，即便不考虑“和平崛起”的政治异象，开科设教从来就是文明国家文教制度的基要问题。我国大学文科一级学科建制早已屡遭诟病，如今的确到了必须通盘重新考虑大学文科建制的时候。
“国学”这个名称出现于晚清时期，兴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名称最早叫“汉学”（同文馆中设“汉学馆”），然后是“中学”这一提法。显然，这个学科名称的出现，为的是应对我国政制面临的大变局，使得我国文教制度不至于因西学入华而支离破碎。国学或“中学”与“西学”对举，无不表明，当时对中西方文教关系的认识基于中西之争。我们都知道，所谓“国学”或“中学”指的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总和，但与此相对的“西学”概念，却并非西方传统学术的总和——我们所谓的“西学”实际指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现代学术传统，并不包括西方的古典学术。这里就隐含着一个重大问题：西方学术就总体而言包含着古今分离或古今之争，就国学指中国学术不绝若线的传统而言，“国学”与“西学”对举，恰恰表明我们欠缺对西方学术中所包含的古今分离或古今之争这一重大问题的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一意识背景下展开对传统中国学术的讨伐。
我想举两个例子来说明。章太炎曾撰《国故论衡》和《国学略说》，国学被等同于“国故”，意味着整个中国传统学术成了“国故”，与此相对应的“西学”仅仅是西方“现代”的学术，而现代同时意味着“进步”。在这一学术政治格局中，“国学”的正当性本身就需要不断申辩。
另一个例子是：如所周知，我们的大学要么是西方传教士兴办的，要么是国人学着西方人兴办的，大学的主体无不是理工农医诸科乃至政法、经济、社会学、政治学等实用学科，就此而言，中国的大学就是西方现代大学的移植，我国古代（晚清以前）从来没有过什么“大学”。我们的大学发展到今天，科学院士或工程院士几乎成了大学校长的当然资格——洋务派的理念到今天才最终实现。那么，中国文明及其学术传统的传承在哪里？文明传统以语文及其经典作品为基础，我国的中学生一律要学语文（中文）课，但中学语文讲授的我国古代经典作品仍然非常有限，现代语文占据了相当份额——升大学后，学生分赴各理工农医诸科乃至政法、经济、社会学、政治学等实用学科，不再会有机会、也不再有义务习读古代经典作品。
如果文教是大学中的核心要件，那么，在如今的大学中，文教所占的份额实际相当小，就此而言，文教显而易见已经不再是现代大学教育的基础。文教以语文为基础，语文不是当下正在说的“言语”，而是历史上已经成文的经典。在我国的大学中，中国语文学系（中文系）的规模远不如西方语文学系（英语系）——如果还加上俄、法、德、日、西、意语系，任何一个大学的外语学院的规模都远远超过中文学院，但这些国家的语文至多不过五、六百年上下的历史，而且这些语文学系偏重的并非语文，而是语言，从而是实用性学科，不然就不会出现哪个国家强势或有生意要做，就开设哪个语种。
十分明显，现代大学的建设首先考虑的是实用、实利需要，显而易见的结果是：我们的大学开科设教的视界最终受到的是现代国族竞争眼前利益的牵制——鉴于晚清以来我国屡遭外国列强欺诈掠夺，办大学必须从国家的经济、军事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因此，开设种种实用技术学科无可非议。问题在于，传统的文教是否也要变成实用、实利的学科，也要接受技术科学原则的指导——事实上，晚近二十年来，我们已经建立起完备的技术科学指导人文学科的原则和制度。
因此如今我们必须问：国学在哪里？西方的古典学术在哪里？
如今“国学”散见于文、史、哲三系，由于文史哲这种划分本来就是现代西方学术的产物，“国学”散见于文、史、哲三系无异于被现代西方学术观念切割得七零八落（中文系八个二级学科中仅“中国古代文学”和“文献学”涉及古典文教，哲学系八个二级学科中仅“中国哲学”专门涉及中国古典文明）。加之，如今的文、史、哲三系无不以现/当代“西学”为体，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哲学的研究和教学，无不以西方现代的各种时髦理论为导向和基础——“国学”在历史系所占份额最大，但历史学接受西方现代理论的洗礼恰恰最彻底（晚近十年几乎全盘人类学化就是证明）——即便想要保有中国伦理传统的当代儒学，也几乎无不依傍西方的种种现代论说。出现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之一，乃是我们对西方的古典学非常陌生，没有建立起古典的视野，从而不清楚西方现代科学的底线。
晚清以降，中国文教制度面临的基本处境即是西学入华后道术分崩离析的局面，新中国如何与传统中国保持血脉关系，一直是中国现代学人没法避开的问题——洋务运动时期，卫道士们拒绝实用技术科学，其结果是国家被列强切割；如今，以实用技术科学统领文教，其结果是自我了断自家文明传统。由于我们高等教育的学科建制中迄今没有专门研究（传承）我国传统文明的一级学科，晚清学人第一次真正面对西方文明时的关切和抱负迄今没有立足之地。如果不透过中西之争看到古今之争，进而把古今之争视为现代文教制度问题的关键，“中学为体”最终只是一句空话，变成实际上的“西学为体，西学为用”——如果现代西学本身问题多多，我们与国际接轨必然是接种病菌，这恰是我们当今文教制度改革走向末路的根本原因。
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大量实用技术人才，高等教育的实用取向无可非议，但如果以教育品质的败坏为代价，那么，这一代价就高得无以复加了。一个国家的招牌大学也以培养各行各业的高级白领为最高荣誉，国家的品质如何同样可想而知——遗憾的是，晚近十多年来，我们亲眼目睹大学文科的实用取向有增无减。
为了葆有教育的教养品质，高等教育的实用取向必须得到平衡——倘若如此，似乎唯有采取两种方式：要么把实用技术学科从大学中切割出来，根据市场需要多办职业技术学院，不按市场需要而是按计划少办精办大学；要么在大学中建立通识教育（素质教育）制度，让所有专业的大学生都能接受两年素质教育。施行前一种方式的机会早已经一去不复，施行后一种方式的机会则正在眼前。然而，保养大学的教养品质必须依靠文科，否则通识教育（素质教育）制度难以推行（大量师资就无源无本）；但如今的文科即便脱去实用取向，也依然是现代品质的，因为，如今大学文科的基础并非古典文明，而是现代化的漩涡。
倘若要平衡现代化大学不可避免的实用技术取向必须凭靠设立通识教育（素质教育）制度，那么，我们首先需要改革的是大学文科：既然现有文科各一级学科无不是现代取向的，则唯一在大学中为古典学术划出独立地盘才可望达成古今平衡——我们无需全盘否弃实用技术学科，而是以教养教育来与之达成平衡，以葆教育品质不致败坏，同样，我们也无需全盘否弃文科的现代取向，而是以古典教育来与之达成平衡，以葆文科品质不致败坏。十九世纪末期的尼采已经看到，如果要遏制现代大学教育的败坏，必须好好经营古典学。古典学在现代文教制度中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必须起“不合时宜的伟大作用”，所谓“不合时宜的作用”指以“抵制现时代”的方式“作用于现时代”，从而有益于未来的时代。（参见《不合时宜的沉思》第二篇，前言）
晚清以来，中国传统文教面临重新命名的问题，如今，中国传统文教面临再次重新命名的问题：我们应该建立中国的古典学，以取代“五四”以来流行的“国学”。“国学”这个名称其实很难对外沟通：日本、韩国高校都有庞大、扎实的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学人，日本称“支那学”，韩国称“中国学”，西方则称“汉学”——如果以“古典学”来命名中国的传统学术，不仅可避免名称上沟通的困难，更重要的是，由此我们得以从中西之争回到古今之争。在我国少数高等院校建设一级学科的古典学，不说是当务之急，至少也是被耽误了近百年的拖欠“工程”。“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所说的西方文明，实际指的是现代西方文化——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兴起后冒出来的若干强势国家所代表的“技术文明”，但这些现代国家的经典作家无不受古希腊—罗马文明经典的滋养，迄今为止，这些国家的招牌大学中的古典学系实际起着共同的文明纽带作用。不仅如此，当今的强势西方民族国家有意无意高标自己才是西方文明大传统的担纲者，国家在政治上的强势与该国大学中古典学的强势往往同步（请看美国的例子），西方的古典学教育从人文中学开始——西方名牌高中以开设古典学课程为指标（必须有古希腊语和古典拉丁语课程），我国名牌高中以升学率而非以偏重中国古典学课程为指标，相比之下，谈何文明抱负。
如此说来，我们应该再次学习西方、模仿西方大学中的古典学系来建立我们的古典学？决非如此！
尼采主张绷紧古今之间张力，通过展开古典学术使得现代文教制度中的现代因素得到平衡，因为，“与人类千百年来的生活方式相比，我们现代人生活在一个相当不道德的时代：习俗的势力已惊人衰落，道德感又变得如此精细和高高在上，以至于它们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随风消逝。因此，我们这些后来者，要想获得关于道德起源的真知灼见非常困难，而且即使得到，也张口结舌，说不出来：因为它们听来粗鄙。”（《朝霞》，第9条）可是，西方学界百年来尖起耳朵听的是尼采关于“超人”的说辞，而非关于古典学的教诲。事实上，在西方高等教育界，作为西方古典学术的古希腊—罗马文教传统大多龟缩在古典学系，不仅变成“故纸”研究，而且在经过现代学术的人类学和语言学“洗礼”后，按尼采的说法已经变得“忘祖忘宗”——“我们的古典教师是如此狂妄无知，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完全了解古代，并把这种狂妄无知传给他们的学生，同时还传给他们一种轻蔑，让他们觉得，这样一种了解对人类的幸福毫无帮助，只对那些可怜的、痴呆的、不可救药的老书虫很有用。”（《朝霞》，第195条）的确，如今最有活力的西方古典学在美国，然而，美国的古典学活力恰恰不在古典学系，而在打破文史哲学科划分、以传授古典文明为学业的本科制人文学院和通识教育制度，这意味着，古典学必须走出现代学术为其划定的狭窄地域，成为现代大学文科的基础性学科，从而使得古典学术获得现实活力——办古典学本科主要不是为古典学硕士、博士提供人才，而是为现代取向的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提供人才。
因此，建立中国的“古典学”（Clasical Studies），绝不可与西方主流大学的古典学专业接轨，而是要立足中国古典文明自立以传授古典文明为学业、消弭文史哲分割的本科建制。就我们的教育体制而言，就是要建立作为一级学科的古典学——从名称上讲，当然最好名为“古典文明系”（简称古典系），因为，如尼采所说，古典学的使命就是保养古典文明。在这一学科建制中，中国古典文明（所谓“国学”）与古希腊—罗马文明、犹太—基督教文明和印度文明同为二级学科，尽管各校可以有所侧重。
发展有中国自己特色的中西合璧的古典学，最终是要以此开科设教完成晚清以来中国学界想做而一直没有做成的教育大业——营构坚实的高等教育基础，使得我国的担纲性人才培养不致荒废：立足本土培养“兼通中西之学，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中”（皮锡瑞语）的新时代栋梁之才。如今，中国的“崛起”使得我们面临的仅仅是又一次机遇：国体增强不等于文明恢复元气，过去三十年的成功不担保未来三十年一定成功。每个时代都不会缺少才俊，但从来不会遍地是才俊，如何使得为数不多的“江山才俊”不致于都成了高级白领，而是成为“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中”的文明担纲者，乃是建设中国的古典学的根本意义所在。
Read more...2010年2月18日星期四
走出粗俗时代
每当浏览网页和阅读论文时，心中总是感觉一种莫名的情绪。各式各样的文字，都以非常粗糙的形式展现在眼前。有的文字虽或有文采，但其内容鄙俗不堪。有的文章思想深邃，但文字枯涩难懂。当然，这个时代也有辞意兼备者，却不得不明珠暗投！
周围的世界充斥着粗俗文字的时候，典雅也就成为了奢侈与不合时宜，恰恰我们就陷入了这样一个时代。不是最坏，但绝不是最好。也许，好的文字就存在于这样的文字之中。但是，绝不是说满足于这样的粗陋鄙俗的时代之中。
文字体现出一个时代的知识人的面貌，这个时代已然被打上了粗俗的烙印。无论是在媒体上，或者是在书本中，我感觉到的是语言暴力和情绪化的发泄。当然，这也许是个转型期时代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我希望能够在这个时代中保留一份清泉，能够有一个地方能够讨论典雅的文字和理性的思考。能将这个时代的问题，用冷静和清晰的文字表达出来，在古典的智慧之光的照耀下，从容地解决时代的矛盾。
用阅读与写作改变这个粗俗的时代，听起来真够迂腐的，但是没有对于经典的研读和练习，如何才能写出典雅的文字，优美的修养的呢？我希望能够真正沉潜下来，能够好好经典和开始文学的写作，不仅仅是粗糙文字更多是需要提炼，更重要的是心性的洗礼！
Read more...2010年2月17日星期三
周立波与郭德纲
跨过世纪后，中国文化中出现了周立波与郭德纲两个奇人，都是语言技巧的高人，一个是海派，一个是京派，但是我们发现嬉笑怒骂之后，都引起了年轻人的热捧。热捧的是文化吗，答案是否定的，虽然《读库》曾经出了郭德纲专版，年轻人热捧文化偶像，这个背后值得思索。
一个草根英雄，不靠国家财政，那只能靠票价收入，这年月能够抓住市场的英雄还少吗？聪明点的都能抓住一部分人的心，比如愤青。骂两句政府，就能挣到年轻人的钱，干嘛不骂，反正也不是领导给钱。这样想象出来的文化英雄就被塑造出来了。
媒体给郭德纲上套，人家可不是傻子，人家为了挣钱，不是为了革命——更不是自由与民主。人家要找到侯宝林的儿子当老师，人家也要《建国大业》。ok，失望了，年轻人发现他被招安了。
很快又一个英雄出现了，这个更具有地域特色。这个嬉笑怒骂，以上海话说出来，侬阿拉一出口，就引得上海人一阵老怀大慰——俺们上海滩也出人才了。用上海话骂又一个好处，自从胡总上来后，上海人的心理不免酸楚。有个人用上海话谈谈政治，不用普通话天然就是安全的，上海人觉得说出了心里话。把心中那种有钱没文化的心理化解掉，这是多么伟大的贡献。
周立波要说普通话了，要去北京了，要冲出上海。有些人又要失望了，英雄又要陨落了。但是据说连郭德纲的弟子们都买房买车了，估计周立波也不差。离愤青的距离越远，钱挣的越多。有人说，这是英雄的背叛，我想说从一开始这些“英雄”就没准备跟政府死磕。愤青们盼望着，我们出钱，“英雄”们去和政府死磕。
本质上，这些造反英雄，周围跟上来的都是为了当开国功臣，不知道这些英雄心中一直想着招安呢！年轻人不做英雄，希望英雄来拯救，唉！阿Q还真多啊！
Read more...关于民粹思潮的反思
民粹主义(Populism，可译为平民主义)是在19世纪的俄国兴起的一股社会思潮。民粹主义的基本理论包括：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 民粹主义表面上以人民为核心，但实际上是最缺乏公民个人尊严与个人基本权利的观念。民粹主义者崇拜“人民”，但他们崇拜的是作为一个抽象整体的“人民”，而对组成“人民”的一个个具体的“人”却持一种极为蔑视的态度。民粹主义者反对权威，但他们又容不得反对派，甚至容不得“旁观者”。俄国民粹派当年有句名言：“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加以消灭。”
这条来自百度的词条，让我对最近在网络浏览的感官有了明晰的表达。这个年轻人的语言充斥着暴力，无论自由派还是民主派，甚至是左派，都不约而同的特征——语言暴力——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这个思潮的影响，既有党国的革命传统意识的影响，更多的还来自于近三十年来西方自由民主的流布。换句话说，现代性的冲动，恰恰就是市民阶层对于权贵——贵族的嫉恨！左与右的理论，在大革命上有着明显的统一，自由民主并且革命，左与右的价值紧密结合在一起。但是，实际上发现现代性的冲动，往往是对于所有既有价值的破坏。不仅仅是对于传统价值，更多的是对于当下的所有价值体系——无论左右，西方自由主义体系内同样存在民粹主义思潮——六八革命，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确是左翼思潮发挥到极致的表现。
有人称，现代的网络充斥着文革时期的语言，我想这是正常的，因为这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两个变种，但是形式都是一样无论是语言暴力还是行为暴力，都是反对一切权威和文化，打倒一切。换句话说，我们周围的网络弥漫着一股虚无主义的氛围，到处都是语言的暴力和嫉恨！真正有一天我们再回首的时候，我想只有真正的文化能够存留下来，剩下的只有渣滓！
Read more...理解的孤岛
生活了这么多年后，我第一次开始怀疑了我的理解能力，一直以为只要沟通就没有障碍，现在发现这是多么的狂妄。这次碰壁，让我了解到理解并不是一帆风顺，甚至是无所不能的。或许说这种狂妄本身就是一个理解的孤岛，让对沟通充满向往的年轻人无所适从。
这个故事应从昨晚讲起，这段时间内家内一直存在着某种难以名状的冲突，焦点就在岳父岳母两人之间，争论的主题在于健康。这是岳母对岳父的杀手锏，而这个杀手锏在亲情和友情面前又显得不合时宜。两个人又都属于闷骚型，心中不爽，但嘴上不说——或者并不吵架，只是晚上暗自憋气，甚至影响到早上的生活。
对此，爱人和我都有所觉察，只是想不出什么太好的办法。毕竟年轻人涉及老人之间的矛盾，一定要谨慎，否则不仅冲突没有解决，还会让对方感觉到偏帮偏向，那就会激化矛盾，甚至在这个大过年里造成更加的不愉快。爱人的想法，我是理解的。但是，这样的环境总是让人感觉沉闷，甚至无奈。
于是，在我们二人商讨下，还是决定要涉入调节老两口之间的矛盾。爱人先出手，分别在老人两面调停，说真的越是老年人越是顽固。在调节不是很顺利的情况下，我开始出手了。但是也同样是出师不利，岳母表现出我什么都懂，用不着你来教我的态度。我只能迂回，通过谈论沟通这个议题，企图使她能够明白，沟通需要两面共同的努力。显然，我这样的努力是失败的，老太太在语言中表现出对于世俗的抵制，对人类兽性的回避，用人性恶来否定沟通的必要性。
在这样强大的攻势下，我小心的回避它的锋头，转而对理解的条件进行探寻，将聪明、善辩等看似是沟通的必要条件一一否定，得出只有耐心和倾听才是沟通的必要条件。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语言的角力。这让我对于老太太的智商有了新的评价。但是，恰恰就是因为这样聪明和傲慢，让沟通显得尤其的不顺利。由此，我产生了一些联想，与沟通有关。
这就如同苏格拉底的论辩，先提出一个命题加以讨论，并对其条件一一加以驳斥。在这个套路下，我们发现这次讨论的主题是沟通，而沟通的条件，岳母提出聪明、善辩。聪明使人傲慢，越是聪明的人，越感觉到自己能够明白对方，因此往往会感觉到不言而喻，但是这往往是误解居多。而夸夸其谈的人更因太执着于自己的口才，而没有倾听的美德。这样的情况下，沟通是无法完成的。因此，我得出的结论是，首先要谦虚，要倾听才能理解对方的表达。而不将自己的观点认为是真理，才能真正公平的对待对方。
最终，我的出的结论可能也有问题，认为只有优秀的人，拥有上述耐心、谦虚和善于倾听的人，才能够真正理解，从而能够解决别人无法完成的任务，才能使自己避免陷入理解孤岛的命运。或者反过来也是同样成立的，只有开始学习善于倾听，对别人意见表示谦虚，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优秀和卓越的人。
这也许看起来是老生常谈，但是我知道只有内心坚定——不是顽固，有能力沟通和理解，才能避免冲突，有能力主动去理解，而不是落入迷信、盲信和自负陷阱的人，才是值得信赖的人。这点上，我觉得我还是书呆子，虽然阐明了这个道理，实际上对方并不真正去面对这样的主题。我试图进入，但是不得其门，我想这需要不断的努力，才能完成沟通甚至是理解。
回避，并不是最佳的解决方案。理解，方是走向和解的正途。希望，真的有一天，我们能够做到这样的标准。把我们周围的亲人朋友，从误解冲突的地狱中拯救出来。
Read more...2010年2月15日星期一
写作的权力
在看完亵渎后，心中有些东西不吐不快，虽然已经写完一篇，但是我知道还有没有吐完的。这就是写作的权力，对此我想多说一点。
对于写作问题的思考，贯穿了2009年全年，而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论文写作。这是这篇文章的核心所在，我要面对权力，一个近乎于绝对的权力。我想这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你论文的生死完全取决于对方。而我的文字几乎遭到了导师近乎于无情的打击，导致我对于写作的信心尽丧。甚至在提起笔，耳边都能响起震耳的轰鸣。
文字的好坏，固然是有一定的标准，但是我在这个标准面前信心尽丧。权力面前，不会告诉你如何才能达标，而只会对你进行冷嘲热讽，甚至无情打击。我在权力面前，全线溃败，提不起笔来。如果说，真理是存在的话，那我相信权力本身就是真理。只有绝对的权力，才会有绝对的真理。
对于亵渎的共鸣也就在此，面对权力的压榨，我选择了逃避，而罗格选择了升级。我知道，权力是无可逃避的，死磕也不行。我曾经对于这个问题绝望了，认为这是对于我浪漫主义的惩罚。最后我发现，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亵渎。
写作的权力，不在于真理与否，权力也不能否定掉我写作的自由。在危情十日中，作家在威逼下进行创作，稍不留神就难免受苦。创作需要自由，但是真理不需要，权力更不会允许。但是，我知道对于真理的渴求，必须用文字表达，没有人真正拥有真理，拥有的不过是暂时的权力。
我迷信于写作的权力，认为真理是写作的标尺，但是谁来掌握真理呢？真理的文字必须经过，那个漫长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写作，不断接近的过程。写作的权力不能被否定，不容被亵渎。真正亵渎写作自由的，恰恰就是这样一个真理——权力即真理。只有这条写作的真理，需要我们好好亵渎一番，没有亵渎的文字，就不可能出现真理的表达。或者说，也许真理恰恰就在这种亵渎的表达中产生。
写作需要理由吗？需要！写作需要真理吗？去他妈的，放屁！
Read more...虚无主义的文本——悟空传
网络成为年轻人最为密集的社区，世纪之初的十年，恰恰就是年轻人激情燃烧的十年，从题材庞杂的网络小说中可见一斑。但究竟是什么主导了，这一时代的写作主题呢？
答案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者”或“虚无主义”是用来指彻底拒绝一切权威，道德，社会习惯的行为，或声言要这样做的人。或是通过拒绝一切既定的的信仰,或是通过极端的相对主义或怀疑主义，虚无主义者认为那些对于权力的掌控都是无效的并应被对抗。在虚无主义者看来，道德价值的最终来源不是文化或理性的基础而是个体。
这里，我们可以用小说中的语言，来应对这枯燥的理论，看看美妙文字下，是如何展现虚无主义的神髓的。以下是悟空传中，著名的两段文字。
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要这地，再埋不了我心，要这众生，都明白我意，要那诸佛，都烟消云散！
文字中显露出的，恰恰就是年轻人对于周围环境的反抗。天与地，借指世俗的环境，而神佛则是神圣的代表。而文章中的我，就是否定周围一切神圣与世俗的理由。
我有一个梦，我想我飞起时，那天也让开路，我入海时，水也分成两边，众仙诸神，见我也称兄弟，无忧无虑，天下再无可拘我之物，再无可管我之人，再无我到不了之处，再无我做不成之事，再无……
这段文字借用了马丁路德神父那篇著名演讲，但是主旨完全改变了，从一个民族的未来，变成了个体权力的诉求——自由！自由主义从学界泛化，成为十年来年轻人群体中最为流行的民粹思想。而悟空传中这两段文字，恰恰就是其对于自由的理解与表达。
我必须承认，自由与民主这两个先天政治正确的名词，背后可能隐含着的，也许恰恰就是危险的虚无主义。换句话说，年轻人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成为了反对政府权威，道德历史的根本上的理由。或许，这并不仅仅是年轻人的问题。
在集体亢奋的时代，如何找回到应有的冷静，对抗虚无的力量，这是我寻找的方向。
Read more...亵渎背后的余韵
最近又重温了一遍《亵渎》，虽已没有当年挑灯夜读的激情，却仍存感慨于胸。屡屡有对其中一些设定进行评论，但是由于对于文字的不自信，所以一直拖着未动笔。
近日经典重温，让我又燃起评论的兴致，或者说是我最近相关问题的反思进行结集。这部小说，在众多的网络小说中可以说是个异数。我觉得这是一个难得小说，无论从故事设定，还是从小说的写作来看，都是一部难得读物。但是，仅仅凭这些还不足以成为今天写作的主题，关键还是作者对于现实问题的思考，带入到小说中的问题，引起了我的共鸣。
多年前，在亵渎的贴吧中，曾经有有过对比亵渎与悟空传，认为前者无论在思考的深度还是意境上，远远比不上后者。但是，引出了这个问题，为何是悟空传，这与亵渎有什么可比性吗？答案，是肯定的。这两部小说中都投射出近乎接近的主题，但是两位作者对于故事的处理还是有所不同。读者们的争执，恰恰就是在于作者对于权力态度的处理上。
对于悟空传，我虽然看过，但并不看好这样的小说，作者文学青年的浪漫主义，在写作过程中扑面而来。辞藻上华丽，恰恰是其空洞情绪的表达。而亵渎中的罗格，恰恰是个现实主义者，但是在面对权力时，却吼出了老子虽然什么都卖，有些东西也是不卖的。对于前者来说，反抗权力是每一个文青的特权，而对于后者却更加显示出权力压榨下的反抗。
在这十年的小说创作中，基督教都在诸多作家笔下的重要角色，而留学英伦的烟雨江南对于此有着更多的体会。在小说的结尾中，作者借罗格之口，说出了宗教——现代性对于异教——位面的争夺。在鸦片战争后的国人，对于西方现代性的态度，恰恰就是对于西方的全面溃败。小说中对于异教的描述，构成了故事的一大特色。但是仓促的结尾，也反映出作者对于现代性的普世价值的反抗——虽然失败了，但是仍然“亵渎”了其神圣性。
亵渎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在故事中，罗格的反抗来自于权力的压迫，而小说的主体却是在风月对于罗格实力的督促上，也就是通常说说的升级上。换句话说，故事也许可以成为俗套的打怪升级的翻版。但是，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迫使罗格走向权力颠峰的，仍然还是权力。可以这么说，亵渎也许是对于文青理想的嘲讽，当醉心于权力道路上的青年人，为了反抗权力而成为权力，这恰恰就是对于“崇高理想”的亵渎。
p.s.当年红色青年们，在国家权力建构后，理想还在吗？革命与反革命，就是“亵渎”最好的注脚。
如果，朝代轮回是古典历史最形象的比喻，那么不断革命恰恰就是现代政府最为写实镜头了。就如同，用权力来解决权力问题一样，现代性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在这里，我就有一个疑问了，到底是什么导致了革命——亵渎的产生，是理想还是权力本身的魅力？
Read more...2010年2月8日星期一
西方人的思乡病
每逢佳节倍思亲，到了年关头了便想起了这句话。想想25亿的运输人口，就不寒而栗。这一切似乎都印证了国人所独有的思乡病。
然而，西方人就没有思乡病吗？在一个充满高楼大厦的都市中，什么地方才是他们的故乡？这个问题并不好解决，毕竟西方是个很宽泛的概念，但是还是能找到蛛丝马迹。海德格尔对于希腊的回归，似乎就是一个例证。而美国人汉密尔顿的《希腊的回响》就更是一部思乡情结浓厚的著作了。看看以下的句子，你就知道了。
公元前404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完成了古希腊世界最后的谢幕。
世人对希腊的关注随着斯巴达击败雅典而终止。
这种杜鹃泣血的句子，就是西方知识分子对于希腊——或者确切的讲是雅典——思乡病的展现。但是，令我不解的是斯巴达也同属于希腊，为何雅典被斯巴达击败后，希腊文化就落下帷幕呢？从这个角度，我更认为汉密尔顿所称道的希腊文化更像是雅典文化。当精致的雅典被粗俗的斯巴达击败后，民主与自由的希腊就成为了西方人永久的故乡——希腊不过是这个理想的代名词而已。
公元前四世纪拉开了希腊衰落的序幕，这不仅是希腊荣耀的丧失，同时也是希腊生活方式的终结。
对于希腊衰败的咏叹，令我感到有点费解。西方不是号称自由民主创造了西方现代文明吗？为什么二十世纪的学者，在不断哀叹希腊生活方式的终结呢？这不是个矛盾吗？希腊人的才华并没有枯竭，而是重新有找到了新生之地。汉密尔顿是这么解释这个问题的。但是，她还是知道，重归雅典，也未曾听到再有真正的伟人来打破雅典的寂寞。
我一直在想，希腊文化对西方的作用是巨大的，这已经得到无数欣羡希腊生活方式的国人的称述。只是，灿烂的希腊文明是如此的脆弱，现代西方却是如此的“彪悍”，在回忆起老家来，却仍那么的失落。
也许，我们所期盼的，与他们所失落的并不一样，而我们的故乡早已在时间隧道中遗失了！
Read more...2010年2月5日星期五
不毕一书，不启一书
昔日，百丈禅师有言一日不做，一日不食。这条古训对于禅门有着莫大的影响，甚至影响到禅门之外。我引用这句，是在反思自己的浮躁。今日看到罗志田先生的文章，谈到有本书本来有个把星期就能读完，但是俗事烦扰始终都没能读完。前段时间，看到一位不知名的读书人，在网上秀出自己没能读完的书，谈到哪些书读到多少页，哪本书书签放在半中间。这些事情都使我产生了一些想法，见贤思齐，不善则改之。 百丈禅师一日不做，则是告诉我，什么事是应该做完的。比如读书，我现在还真的难以说出，哪些书是我从头读到尾的。即便读过也不过是匆匆浏览，没有阅读的快乐。而看到周围诸人，大多和我类似。一时心中莫名感慨，大学时读到曾国藩每日读书一卷，觉得这岂不是太简单了。现在想来，这样做的确不简单。年轻人的激情来得快，去的也快。但世事无有恒心，那怎做的大事。 我现在其实就是吃这种无有恒心的亏，心中所想往往被自己的懒惰所拖累。手中的事也往往拖沓，心中也越来越逃避。曾经一再下决心，要改变这种心态和状况。但是看样子却一再迁延下来，屡败屡战。我也希望自己能够，从低谷中走出来。但这东西就好像是西西里福斯的岩石，每次努力的向上推。但是稍不留神，人就松懈下来了。 记得曾经先生说，学佛乃大丈夫的事业。现在想起来，确实不错，我这样戚戚切切的，怎么也说不上是大丈夫。大丈夫言出必行，我希望自己能够做到。至少能够读完一本书，再开始看另一本书。每看一本书，尽量能够做些摘抄。甚至能够写一些感想。
编辑与作者
在这里，我想先澄清一个问题，这里的编辑和作者是一个人。正如许多网站设立了时评专栏，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专栏并不是这些作家为网站写作的，而是网站进行的摘抄编辑。如果一个人想要完成这两项工作，那会不会是一件困难的事呢?
答案是否定的，毕竟现在申请一个博客所需要的时间并不多，而对于大多数博客来说，想要成全他的更新率，光靠写是不够的。因此，腾讯就把转载置入他的空间之中，一打开博客鲜亮的转字映入眼帘。我必须说，腾讯很知道作者们的心态。
这些对于我来说，并没有太多的影响，我需要转载文章作为我的资料库，很多文章都需要备份，因此专门设立一个博客作为文章库。这看起来有些奢侈，但是我还是做了。
编辑文章意味着你能看到更多的信息，而不是处在信息孤岛上。而实际上，很多文章就是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因此，阅读文献和阅读资讯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我想这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件艰苦的事，但对于我这样的集训写手却是必要的。
我想大多数的编辑文笔都还可以，可是我自己却很难想像自己的文笔什么时候才会有一个基本的提高。希望能够快点，希望能够好点。
Read more...2010年2月4日星期四
谷歌的阴谋
今天在金融时报的刊头看到《谷歌Ａｎｄｒｏｉｄ系统走俏中国灰色手机市场》，心中大叫不妙。为何如此说呢，因为我们吃过当年微软同样的圈套，前期完全免费，当你已经使用习惯了，那好开始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了。
我一直在想，免费系统这种免费午餐，更近乎于垄断的前期手段，微软用过了，谷歌也要插一脚，就是不知道多年后是否就剩下谷歌一家手机平台系统。不过从最近的市场资讯上看，发现这短期内并不现实。那为什么谷歌会用微软的故计呢？
据说，在谷歌要告别中国市场的时说道，谷歌虽然离开了中国，但是ｇ．ｃｎ并没有离去。这就是理由，谷歌看重的是中国未来巨大的手机市场。对于一个未开发的手机网络市场，谷歌不惜放下身段用微软当年的故伎，毕竟与他竞争的两大巨头微软和诺基亚都是收费的手机系统。因此，我想谷歌肯定会在免费上，对其他两家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垄断估计是不大现实，所以谷歌模仿微软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如果谷歌的名言是不作恶的话，那对于模仿微软的故伎是不是算一种恶呢？我不知道，还要等待时间的检验。毕竟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谷歌也不是慈善机构。
Read more...两种历史
今天重新看了一遍南老《历史的经验》的前言，突然觉得很有意思。原来钱穆先生《国史大纲》中对于历史，认为有三种，但是还是没有南先生这么简洁明了。我还是引用下来与大家分享。
一是站在后世——另一个时代，另一种社会形态，另一种生活方式，从自我主观习惯出发，而又自称是客观的观点去看历史，然后再整理那一个历史时代的人事——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文学艺术等等，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评论他，歌颂他，或讥刺他。这种研究，尽管说是客观的批判，其实始终是有主观的成见，但不能不说是历史。
二是从历史的人事活动中，撷取教训，学习古人做人临事的经验，作为自己的参考，甚之，借以效法他，模仿他。中国自宋代开始，极有名的一部历史巨著，便是司马光先生的《资治通鉴》。顾名思义，司马先生重辑编著这一部史书的方向，其重点是正面针对皇帝们——领导人和领导班子们作政治教育必修的参考书的。所谓：资治“的含义，是比较谦虚客气的用词。资，是资助——帮助的意思。治，便是政治。合起来讲，就是拿古代历史兴衰成败的资料，帮助你走上贤良政治、清明政治的一部历史经验。
南先生这个判分，也许并没有认真仔细讲清楚，但是我们可以看出现代史学和古典史学的具体不同，现代史学是现代性的学问，而古典史学则是政治学——君王的教科书。在这层意义上讲，现代史学是知识分子的学问，而古典史学则是对于君王大臣而言的政治参考。两相对比，就知道我们现代对于政治——史学理解的偏差在什么地方了。
Read more...资治通鉴
唐太宗有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到了宋代司马光编了一部大书《资治通鉴》，为皇帝做教科书。和西方历史不同的是，我国培养皇帝，教的不是哲学，而是历史。
当然，国朝并不是没有古典政治哲学，但是按照六经皆史的看法，这经学——政治哲学，也还是以历史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史学也可以说是中国意义的古典政治学意义。
做的对错是经学来规范的，而如何做具体的事，则需要看史学，可以这么说经学是史学的基本原则。比如说，经学只规定了什么事情是对的，但是并没有告诉什么事是错误的，这就需要史学来解释。可以说，经学只是正面的大原则，而史学则包括了各式各样的解释。
对于古人而言，如何统治呢，那就是提倡正面教育，而压制负面的影响。但是具体而言，如果不知道变通，即便是按照政治哲学的规定办事，难免成为书呆子。但是，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在心中，那么看权谋就难免会用到坏的地方。
南先生的历史经验，首先就把资治通鉴拿了出来，主要也是这个道理。但是，现代人没有时间看这部大书，因此只能教给一些原则。这些原则和不同于经学，这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人已经赶不上古人的智慧，可以举一反三，现代人只能顺着看，告诉你这么做，他才会懂得这个道理。因此，南先生在书中虽然讲的是权谋，但是仍是在讲论语。南先生也一直在谈，他的主要思考全在论语别裁之中了。因此，这部书是给那些书呆子在讲经世的学问。
因为这个时代的书呆子只能这么教，没有办法。老先生到了九十岁，也没有办法了。所以，我看到他的书中所表现的文化意识，只能哀叹一句，生不逢时。
但是话归前传、南先生这部书其实很有意思。就是在大原则下，在不断地讲故事。这些故事本身就是历史，通过历史让人理解这些原则。这些原则包括反经，就是对于原则的反面，也就是对于原则的衡量。即便是好的，但是也会有流弊，也就是所谓的法久弊生。然后是战国策里的论辩术，光看张仪苏秦两人的游说术，我们就知道苏格拉底当年的竞争对手是怎样了。有才，还必须有工具，在古代就是论辩术。然后就是对于君臣的鉴别，相当于孔夫子当年对于弟子的品评，谁能干什么，什么人能承担什么职位。
在这部书的下半部，就基本上是以史讲经——权经。在对于《素书》，《太公兵法》和《阴符经》一句一句的解释后，列出了历史中相关的例子。这样的解释，当然很有趣，但是我觉得也很悲哀。这些书还需要老先生一字一句的解释才能看下去，本身就说明我们这些年轻人不够智慧，已经没有能力看懂古人的智慧了。
拉拉杂杂说了半天，主要还是想要说明，历史这东西还真是只有少数人才能有的着，大多数人看看三国演义也就算了。这些道理，纸上得来终觉浅，还要在事上磨练啊。
Read more...宋鲁郑的训练
谈到写作这个话题，我就想起了我一直在看宋鲁郑的博客。这个人和我身份一样是博士研究生，不过人在法国，学的是政治理论。举他这个例子，想要说明什么呢？关键还在于这个人的勤奋，我看他的博客将近有半年了，发现这个人勤于写作，每个月都有二十大几篇的产量，这样的产量基本赶上网络小说写手的速度了。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作为一个为权威政治辩护的人，每天总能找到合适的视角，为自己的写作找到灵感，而且灵感不绝。这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一件难以办到的事——对大多数业余写手来说。当然，我不讳言，在这个行当里有很多职业写手，从他们的写作风格上看，很明显是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套路的。而且从论点上看也是一脉相承。在这样的类似的文章结构，对于一个职业写手而言，实际上并不困难。
困难的在于，勤奋的写作，每天都投入到写作中至少一个小时，这对于年轻人而言，我觉得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激情容易，而耐力较难。对于宋鲁郑的文章，很多人有看法，当然他选择这个角度，相对讨巧比较惹人注目。但是如果没有这么大量的写作来支撑的话，估计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至少，我觉得很多文字还是需要琢磨的。但是对于我而言，这已经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了。
我对于宋鲁郑的评论，不及他的时政评论，但就他的写作勤奋而言。有人认为说，他的文字本来就是为了出卖，因此写作勤奋也是自然，但是我自问自己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所以还是在这里表示钦佩。
Read more...文字垃圾
这是愤青用语，但是我还是照常使用。文字这种东西，当年在大学里被南老吓了一跳之后，就有些敬而不敏了。毕竟老人家说，文字这东西要谨慎，一字入宫门，九牛拉不回。我就害怕文字这东西，但是看到周围到处都是垃圾文字，到处都是莫名其妙的扯淡。就觉得自己亏了，毕竟我也是很能吹的一个人，在这个年代我应该是很开心的，但是心中那点洁癖，导致我现在对于下笔还心存顾忌。
有位朋友现在开始做古体诗了，看到他雅致的兴趣，自己又不免自惭形秽。我也是学古典的，人家也是学古典的，但是看到文字，发现真是人和人没法比。不过这就说多了，我还是觉得自己应该多写点东西，哪怕俗点，哪怕不雅，但是要努力写作。
这不和我的文字垃圾的批评相悖吗！但是，这句话必须这么讲，文字从垃圾蜕变成精品必须有一个过程，但是很多人就停留在文字垃圾这个层面，有些人写到文字垃圾这个层面就放弃了，只有不断地修炼自己的水平，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水平——一方面指的是修炼笔下功夫，另一方面也是要修炼脸皮功夫。
换句话，厚黑学也可以这么理解，文字也需要厚黑，只有文字厚黑了，才能修炼成大器的文字。这点我已经说了无数次，当然今后还可能重申。最终还是为自己的文字垃圾辩护，许多人不承认自己写的是文字垃圾，但是文字垃圾就是文字垃圾，这点我还是有自觉的。
用辩证法说，为了摆脱文字垃圾的命运，首先就必须忍受文字垃圾。制造文字垃圾——和我们山寨国度相似，没有这个过程，就不可能有制造大国，也不可能有创新大国的基础。我想这是同理，所以对于文字垃圾的制造，只能先说一声对不起了。
Read more...写作与压力
据说老先生施特劳斯发现，写作的奥妙在于隐藏，写作的目的是躲避迫害，关键问题就在于为何有文字为何引起关注，从而对作者产生压力。
这个问题，其实真的不好回答，反正我写作的过程就一直伴随着压力，并不能随心所欲的写作。问题在什么地方，我并不是很了解。总像是有个人盯着你的文字，不敢犯一丁点的错误。为何自己会感觉到写作错误，写作错误是如何定义的？我问了很多的朋友，但是在诸多回答中，我能感觉到和我同感的说法有以下几种。
首先，很多人会认为自己的文字，还比较粗糙，不值得写出来献丑。等到才华毕现时，再开始写作也不迟。
其次，像我这种天生顶着写作不佳，写任何东西都会被骂的嫌疑，只要写作，就会被辱骂。少写少辱，不写不辱。
在这里我想做一个统一的解答，至少我认为并没有天生会写文章的人，大多数人都是经过写作训练才能成型。而这个过程一般认为会经过一段时间，或者长或者短。在这个过程中的文字，可能都是实验性质的文字。所以，文章和文字的粗糙在所难免。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所忍受的压力是难以形容的。
很多人有投稿的经历，这个过程就是我所说的文字的磨合过程。但很多人在这个时期，就打退堂鼓了。文字的天分，其实跟脸皮的厚度成正比。没有厚着脸皮的写作训练，就难有很好的文字功底。这点上，很多人有我相似的经历。
很多人被认为是天才，可以省略这个阶段。但是当他们面对真正的文字工作时，会发现根本没有所谓的文字天才。真正的文字需要大量的垃圾训练，才能得到真正的回报。当然，我自己知道，在训练的过程中有聪明点的，有笨点的，但文字和人一样，都是需要锻炼，哪怕是面对压力，没有面对过压力的文字，是直爽的文字，也是容易挫折的文字。如果想要以文字工作为生，现在最好开始努力进行文字训练。俗话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文字也是一样。
Read more...激情与理性
在我过去看来，文章是需要激情的，没有激情的文字是不值得看的。没有真挚的情感，文字是死的，是缺乏生机的文字。但是，我没有料到还有另外一面，只有激情的文字，是缺乏理性的文字。
因为这个时代，大多数人都是凭借激情来写作，这中凭借本能的写作，也许在过去的我眼里，是真挚而精彩的。但是，缺乏理性思考的文字，却是冒失的。我看到余杰曾经写道，扒钱穆先生的皮。或许，余氏并没有太犀利的文字，但是这种对亡者的亵渎，是我觉得这样做总是太过冒失了。
理性的文字，需要时间和思考来打磨，很多人追求文字的华丽，在华丽的外表下是件空虚的灵魂。这个时代从来不缺乏空洞的灵魂，而是缺乏真正的勇气和理性，对于时代的思考和反思。
当我在赞叹余杰和何清涟对于中国问题的追问时，心中不免有所怅惘，问题的提出不等于问题的解决。而且，这些问题是否真的是理性思考而来，而仅仅是激情燃烧后的残渣呢。我实在是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样的文字永远是时代的浪花，走在时代的前面，但是也会消失在不断地浪潮之中。这个时代，也许需要更多的深思熟虑者，而不是追求浪花的弄潮儿。
张爱玲说，出名须趁早。我周围的朋友们，包括同代的韩寒等人，我相信是张爱玲这句名言的支持者。但是，这条路我要走吗？还是静静地走我这条幽深之路。
多年前，和老师探讨时，谈到激情过后是冷漠。而我需要激情来打起写作的勇气，而文字却应该是理性的产物。这是我自己定下的目标，不走简单的道路，只走那条我需要努力的道路——这才是我要奋斗的生活。
Read more...胆量
在北京我的胆量变小了，什么话都不敢说，什么文章都不敢写，什么思想都是乱想。所以，我自卑，我自怜，我不知所措。
文章要有文胆，没有胆量的文章，其实不是人在写文章，而是材料在指挥人。我自己觉得自己，实在不是一个勇敢的人，在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总是希望别人来帮我，但是这东西能靠得住吗？真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想来想去，关键问题还是在于我是否能够摆脱胆小的束缚。我想，这些问题，还是来源于我自己心中的那个小。恐惧，来源于面对未知世界，而我自己却是已知的。胆量来源于自信，当自信的人，就是敢于面对未知的世界。而没有自信的人，就是没有胆量的人，不敢出来闯一闯，不敢跳出已知的世界。
所以，对于我应该有自信，对自己有自信，才能真正去面对那些未知的材料和未知的未来。敢于面对未知世界的勇气，恰恰这时伟大的人与渺小的人之间的差别。
无论如何，我应该是一个大我，而不是回到躯壳里，当个可怜虫。这个世界虽然残酷，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勇敢面对和英勇战胜自己。胆量，意味着敢于写作，意味着敢于写论文，敢于面对批评，敢于面对世界的冷嘲热讽，敢于面对这个世界可能存在的苦难。
我自己在面对庸俗化的时代时，过去是冲撞，现在是面对，是做这个时代之锚。这需要胆量，需要勇气，这是我希望要去做的吗？
Read more...读书如抽丝
在豆瓣上看到一个小组叫“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想当年还觉得有些夸张。但是现在，到证明这句话的无比正确性。在大学里，哪有那么多钱去买书，现在倒好了想买书就立刻花钱买了，但是读书的精力却大大不如从前了。
说到这个问题，我想这正好说明了现时代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也许富裕了，甚至有钱去买书了，但是这些财富还仍然保持着他的原始形态，也就是利用率太低了。希望自己能够提高书籍的使用率。能够让自己多读些书，多写些文字。让自己的读书效率高起来。据说胡总书记说道，要改变过去的经济增长方式。我觉得读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虽然，过去读过很多的书，但是利用率太低了。好似粗放式经济一样。这样的读书方式，虽然是够传统，但是没有效率的读书，无论对于自己，还是对于那些伟大的经典来说，都是太浪费了。所以，我想是否能改变读书如抽丝的局面。让自己读过书，不是白白浪费掉。而是真正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论语中学而时习之，也不妨是说，学要学到身上，而不是喂到狗肚子里去。所以，读书如抽丝本身无问题，关键是不要读书扔到狗肚子里，连泡屎都没有半个。
过去老师要求我们慢读书，其实也有这么层意思在内。所以，我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就从读书如抽丝开始。慢慢改变自己的生活，慢慢走向充实的生活之路。语无伦次的感觉真好，有朋自远方来的感觉也很好。哈哈，真希望自己能够真正掌握文字的写作技巧，让自己不再对于写作头疼。不过读书写作，两件事还是努力平衡，让自己成为一个读书写作高手吧，阿门！
Read more...好脑子不如烂笔头
这句话，我记得是高中时生物老师对我说的，因为我从来不记笔记，所以老师对我说了这句话。年轻的我觉得很迂腐，所以一直没有在意。而这恰恰成了我的跛脚，到现在我才了解，我失去了什么。希望自己能够，在摔倒的地方站起来。
一向讨厌笔记的我，在写作过程中，发现自己的脑子并不是万能万灵，而是如同一团浆糊，如果没有条理的话，再富有灵感的思想，也不能真正得到别人的理解。当然，我知道这对很多人来说是废话。但是，写作和作笔记一样，是需要条理，有人有才分的人，对于文字有天然的感悟，能够很好的控制文字的感觉，在文章布局和文字上，能够自然的达到交流的要求。但是，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是个非常大的难题，我自己能感觉到自己时常会跑题。因为，自己缺乏这样的训练。
作为蔑视权威的我，自然不能得到权威教育所带来的好处。有条理的文章，格式化的语句。我想好的思想能够在格式化的文章内，才会有更好的传播效果。如果连发表的要求都达不到，再好的思想又能如何呢？
当然，看过了千篇一律的文字之后，真能够超脱文字带来的格式束缚的人也不多。但是，对于那些有才能，却无法获得表达权力的人来说，也许可能先要获得语言表达的权利，才能更好的宣扬自己的思想。这也许对于那些有才能的人而言是痛苦的，但是却又不得不面对的事实。这我要试着去做，我要努力去做。我知道我的才能，但是我也知道我的缺憾在什么地方，从今天起我要树立我的奋斗目标，我要树立起自己奋发的勇气。我要用行动来证明我的誓言。
Read more...才难
如果说语言是一个人的交流工具，但是我总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使对方能够理解自己的思想。当然，这肯定有我自己的原因，毕竟像我这样的人，更加喜欢独自思考。但是，更重要的是我选择了一条别人不肯去走的道路。
但是，我明白自己缺乏什么，缺乏才能，不光是学习能力，还有写作的能力。实际上，我除了一颗心之外。其它的，都是运气。而大多数人缺乏我这样的运气罢了。许多有才能的人，没有我这样的机遇，所以没有走到我这样的地步。
在外人看来，我的确是很笨，实在没有什么才能，但是我自己却知道我的不同。与大多数人的不同。因为，我根本和大多数人的判定标准不一样。所以，选择不同，结果自然不同。但是，更重要的是，才能这东西，我感觉并不是选择就可以获得的，更重要是才分。写作的才分，智慧和能力。
我有很多的机会，但是又有多少次能把握住呢？我怀疑自己是否能把握的住。因此，我希望能至少能够把握住自己，在没有机会的时候，磨练自己的才干，到有机会的时候才不会觉得才难。我过去的许多机会，就是因为自己没有相应的才干，需要借助别人的帮助，所以才一再失去把握住命运的能力。到现在，我明白了这点应该不算晚，所以我要现在努力，才难说明我还要在此提高。才难，是别人的事，不是我的事。我要努力解决才难的问题，不让这件事困扰我。
Read more...2010年2月3日星期三
美国的变革
在０８年奥巴马上台的口号便是“变革”，这一口号吸引了无数的年轻人的瞩目。当然这也包括众多的中国青年的目光，时光如梭他执政已经一年了。在一月底进行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又重申了这个口号。
从我上任的那天起，就一直被告知，想彻底解决美国社会问题只是一种充满野心的构想，这种努力将会引起巨大争议，我们的政治体系已陷入僵局，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只是暂缓困境，将一些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搁置起来。对于那些持这种想法的人，我只想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要等多久呢？美国的未来要被搁置多久呢？可见，华盛顿要让我们再等几十年，即使情况已经变得越来越糟。中国选择经济改革而没有等待，德国没有等待，印度没有等待，这些国家都没有坐以待毙，他们重视数学和科学发展，重建国家基础设施，大举投资洁净能源建设，因为他们需要这些带来的工作岗位。我不接受美国坐在世界第二的位置上。或许道路会很艰难，或许需要面对各种争议，但美国真的到了认真解决束缚我们发展的那些问题的时候了。
无论如何，奥巴马对于美国所面对的问题有了非常危机的认识，因此仍然对于“变革”这个词念念不忘。但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对于口号的呼喊，而在于真真正正的解决问题。这个僵局并不是别人给他的，而是美国自身社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所以，我想把自身的问题推到别人身上的事情，还需要美国人自己去解决。
另外，我必须说中国的改革，似乎正如奥巴马所述的，是中国走到了极大困境后，破釜沉舟进行改革。而美国似乎还仍然洋溢着一股不做第二的牛气。这与美国所处的困境形成鲜明的对照，改革的目的是解决自身的顽疾，从而便真正的死亡，而美国的变革，被奥巴马解释成为一种老子天下第一的牛气。别人有，我也要有。这不是变革，是一种意气。
在这种上下弥漫着傲气的美国，离奥巴马期盼的改革可能还很遥远。而真正的变革，可能真的由美国而起，但是变革的结果却远离美国而去。正如，奥巴马所提出的，变革就在眼前，但是如何才能把捉住呢？我希望智慧的国人可以多加思考。
Read more...一曝十寒
很多年前，父亲就曾经用过这个成语来鞭策过我。说真的，这个词汇使我想起了许多往事，也代表了许多的今事。
曾经下过不少次的决心，要自己减肥，跑步和其他许多的锻炼，在信心充满的时候，总觉得这些事情是件手到擒来。而这个时候，父亲难免冷眼旁观地说句，一曝十寒。不服气的我，在不久后发现竟被他说中了。
当然，这样的故事还可以放到现在，在不久前我的博士论文写作曾经有过一段不顾日夜的时期。而在不久之后，就又陷入了长期停顿不前的地步。
当然讲这些故事，并不是目的，主要还是在引述对自己的决心，以及耐心的反思。我不得不承认，包括在博客写作在内。我至今还没有什么坚持下来的工作。因此，在这篇文字中，我想表达我自己对于写作的决心，以及对于以往工作的歉意。希望自己能够走出低谷，能够开始甚至于完成自己的理想。这一切都需要从最基本的工作开始。比如说写作，比如说减肥。
这些日子里，在看到网络上诸多的垃圾文字，心中总是有种莫名的愤慨，希望自己能够把自己的想法真正表达出来。而不是整日在网上浏览这些千篇一律的垃圾文字。当然也希望自己能够，在不断的写作过程中，改掉这中一曝十寒的毛病，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因此从写日志这个小地方入手，开始我的绝地大反攻。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下决心，而不是再一次的失言。
Read more...努力写作
这个命题其实去年我已经进行过讨论，但是由于后半年回家，对于写作这个命题以及训练有所放松，造成现在的手，已经无法顺畅地进行表达。
实际上，今后的工作对于文字的要求要更加严格，而缺乏文字训练的我，还不知如何面对今后繁重的文字工作。因此，回复日常的文字训练，以及日志写作是当务之急。我不能放弃这样的写作训练。
对此，我必须承认现在的写作水平，必须在认真踏实的写作训练中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而最实际的一步，就是语言表达通顺上。实际上，我的思考已经完全满足写作的需要，但是最麻烦的是我的文字并不能很好的达到思想表达的程度，很多时候会因为文字，产生对于思考的误读。我想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当然，这些问题，只是我现在跛脚的冰山一角，但是我想在不断的文字训练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表达水准，以及在不断地文字写作过程中，完成我对于诸多问题的思考。我的导师曾经说过，单纯的思考是不定型的产品，只有真正成为文字后，才是真正的结晶。只有在文字表达的基础上，才有更为稳定的思考与批评。这对于正在成熟的我有莫大的好处。
我曾经走过许多的弯路，到现在我需要不断地通过文字表达和训练，来完成我过去的失误之处。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痛苦和漫长的，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希望自己能够真正解决自己的问题，为未来的工作做好充分的准备。也许这就是我一直盼望和期待的。
Read more...历史的回归
中国的雄心是恢复汉唐盛世，然而世俗化教育的目标，似乎于此毫无相干。无论如何看，现代教育出来的年轻人，比以往的知识分子更加具有叛逆的特色。从实际上看，这也是政府政策的一个不出意料的结果，毕竟教科书是愤青一代编纂，而且教育一代也与愤青有关，因此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愤青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但追根溯源，这个问题还是处在教育本质上，是启蒙教育有关，而我国的政治仍是传统结构性政治，因此被启蒙的青年在遇到传统政治后，叛逆的特质自然流露。当然，这并不是一个特例。我们看到法国启蒙运动与大革命时，就会发现这样的历史，在此后竟接连在德国、俄国和中国发生。所以，在这点上启蒙运动带给后世的，也许是段难以估量的历史。
无论如何，在一个曾经以革命作为关键词的国度，对于启蒙运动与大革命的评价，似乎代表了一个态度，也就是成为新的道德。在新启蒙的基础上，推翻旧道德建立新价值。而这一冲动恰恰就是革命——自由的背景。
我承认这股冲动，对于所有的年轻人是富有吸引力的，至少在革命和自由的名义下，吸引了近代以来的所有年轻人的眼球。而自由与民主，革命与道德，诸如此类的口号响彻世界。当有一天，曾经的愤青——老革命家们，发现“革命”被“自由”取代了。新一代的愤青，团结在以美国为首的自由新世界的旗号下。好似，民国青年团结在苏联革命的旗号之下。历史的逻辑，在不断的循环。
而理性永远在这个世俗化的社会，抵挡不住激情的诱惑。而年轻人的冲动，永远是不言自明的政治正确。我生活在这个时代，启蒙的思潮，让我冲出思想的牢笼。自由民主的价值，真的是洞穴之外的阳光吗？我深深的自问自己，是否感到自由，还是悔恨冲动的激情。
没有与历史的交流，则永远会放弃古典的智慧。年轻的文字，永远是时代的浪潮，来得快去得也快。而真正的思考，则永远能够经得起时代的冲刷。也许这才是我回归古典世界的理由，没有伟人的时代，那我们就回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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