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史数载，韶华易逝，与古人游，方有斯境。而史学自是史学，我仍为我，并没有改变什么，改变的只有环境和过程。
钱穆先生关于历史人物的论述，仍然亲切有味，让我对于历史研究又重新恢复了兴趣。历史作为研究，说真的是缺乏生命力的。虽然，张先生一直都在谈陈垣先生是医学出身，比较喜欢自然科学，将史料和人体解剖等量齐观。因而学问客观有发展，但是我心中却不免神伤。等我死去之后，是否也有人来解剖我呢？
历史与人，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一直也在思索，深受学术界的影响，因此就将历史当成一门手艺了。因此，学术就是学术，我就是我，了不相涉。但听到钱穆先生关于人与历史关系的文字，便感到振聋发聩。才回想起，学历史是为做一历史人物，而不是做一史学专家。
我们研究历史的主要目的，或主要功能，是在希望人能成为一历史人物。一历史人物，比一专门史学家更重要。
这也恰恰是我在不断思索的，而历史并不是一堆死人的集合，而是对人类历史的记录——是对于少数人创造出的历史的记录。
历史是人事的记录，必是先有了人才有历史的。但不一定有人必会有历史，定要在人中有少数人能来创造历史。
如果理清了，历史作为创造性的历史之后，我们就能明白历史本身并不存在某种神秘，而是我们将自己矮化之后的产物。我们失去了对于历史的认知，每个人都是历史的看客，而不是主动的参与者。或者，历史学已经成为了看客的历史学，而不是参与者的历史学。
故要研究历史，首先要懂得人，尤其需要懂得少数的历史人物。如其不懂得人，不懂得历史人物，亦无法研究历史。
历史是关于全人群的，但在此人群中，能参加历史与持续历史者，则总属少数。似乎中国人最懂得此道理，因此中国历史记载最主要的在人物。
我们现在的历史研究，已经将目光从少数人和历史人物转移开，而将视线转移到各式各样的杂耍上去了。小脚奶妈的历史，都是史学的突破。人们从猎奇中获得欢愉，或者说史学家已经不懂历史究竟为何物了？
诸位如须研究历史人物，却须先具一“彼人也，我亦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之志。若没有了此志，则古人自是古人，历史自是历史，和我渺不相涉，总研究不出一所以然来。
在这个时候，钱先生将其文章的主题点明出来，必须将自己和历史结合起来。如何连接呢？需要一种志气，即大丈夫当如是的气概，要想作为一个历史人的气概。学历史就是需要一批能够学习历史（历史人物）的仁人志士，来接受历史，创造历史。
中国历史之伟大，正在其由大批若和历史不相干之人来负荷此历史。
而正是由于这些人，历史方其成为历史，中国历史之伟大，正是由于历史人物之伟大。如无此等人，在治世遁世无闷，而在乱世则能拨乱反正，这才是历史学者应有的作为。
当知各人的成败，全视其“志”“业”。但业是外在的，在我之身外，我们自难有把握要业必成。志则是内在的，只在我心，用我自己的心力便可掌握住。故对每一个人，且莫问其事业，当先看其意志。
因此，钱先生在文章的最后对于学习历史的人提出了忠告，历史还不仅仅是外在的功业，更重要的还要看一个人的志向。毕竟功业未必人人皆可成就，而向学的志向，人人皆可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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