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8日星期五

相似的命运,共同的喘息

东欧和中国唯一相似的就是社会主义统治这段经历了,在二次大战后的欧洲建立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建立,固然有二次大战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的实践。而与此同时,东方的中国也建立了相似的社会主义政权。这两段经历的叠加,就是这篇文章的主题。

在阅读的过程中,经常会感到窒息,很多语句非常的惊心动魄,也许是我过敏了。但是其中很多的语句,让我感觉到毛骨悚然。这也是我开始写作的重要原因。

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环境里,权力会产生出一种不喜欢自由的人。因此,丧失自我实际上是这一制度的必然显现。人们处于一种犬儒主义的心态,不相信世上还有什么东西是真的,对周围的善恶是非麻木不仁,甚至助纣为虐。

看到这里,我心中已然明了,这并不仅仅是我周围的事情,而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这样的事情证明了一点,丧失自我恰恰是极权社会的重要特征,让人们失去对于自由的兴趣,而服从于现实的政治,不恰恰是我所厌恶的吗?

三十年来作家们想尽办法对付主题的限制,巧妙地躲避审查,却使得波兰小说中影射和掩饰的模糊之风盛行。为了设法让自己的观点从审查官的眼皮底下通过,作者的技巧损害了信息的完整性,甚至于审查官的红铅笔。

这种感觉在北京时常困扰着我,在信息化的时代,电脑网络手记各式各样的监控无处不在,而在北京这种情况又格外的突出。刚入校门,学校的开学典礼就是以两个学长的坐牢谈起,进而对我们刚入校门的学生进行恐吓。然后就是三年的学术压抑,让我对于上文提到的,主题审查记忆犹新。这样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而这样的损害必将是终身的。

这样的损害常常导致作品主旨与作者意图相左。久而久之,作者甚至会不自觉地认为,发表的东西就是自己原初的思想。语言本身也受到了伤害,在那些公开的文字中,诸如自由、民主、人性等都变成了毫无实义的虚构概念。……词语与事实之间脱离了关系,人们失去了称呼事物真名的可能。

当我的论文写出来的时候,我知道他被阉割了。因为这根本就不是我思考的东西,虽然它承载着我的努力,但是从内容到形式,都不是我思考的产物。我相信,虽然他能通过论文资格的审查,但是根本就通不过我内心的审查。我甚至不敢在其中表达我自己的思考,我对该人物的看法——这一切都源于权力对于思考的限制。我知道这样的文字,看似荒谬但是却是真实的现实。

在毕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在努力恢复自己的思考和语言能力,但是我发现它已经受到了伤害,这种伤害在我的文章里表现的淋漓尽致。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能恢复正常的表意功能。但是,我相信通过坚持不懈地阅读和写作,能够改善我现在的语言和思考的障碍,将事实和语言连接起来,重新修复我的思考和世界的断裂。

政府和意识形态尽力强加于我一个我并不认同的现实,并且声称我的现实是歪曲的,错误的,虚假的,而唯独他们的才是客观的,是经由全部历史以及政府机构官员决议所核准的。权力的声音就是真理的声音,他对任何问题都提供一个规定的答案,并把迫害的现实变成一种可以删除的信息,不是因为害怕它会引起公众的痛苦,而是因为他必须不存在。

这就是我在北京所经历的一切,完全的一样,她根本不允许你有任何对于现实的思考,而将她的声音作为历史真理的存在。我相信这样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相似,而是有着某种难以言喻的原始原因在后面。权力代表着真理,代表着最后正确的答案,你无从选择,你只有接受——承认权力就等于承认命运,他们都不可更改,而你必须接受这个现实——否则就要受到惩罚。而我就是这样一个被惩罚的幸存者。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接受了训诫,并化成为了一种行动。但是,我知道内心中还有另一种声音的存在——良知才是衡量事实的标准,权力从来都不是,也根本不可能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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