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与史学

谈顾先生的事迹，就不能不谈他的古史辨，谈他的古史辨，就不能不关心他对于孔教会的态度。否则，仅就学术思路上看，他可能收到清代学术的影响，受到今古文的影响和收到胡适的影响一样，都是相隔一层。毕竟在那个时代，受到这些影响都是不稀奇的，和他交往过密的傅斯年，本身就有同样的经历，但是却从未涉及古史辨——更确切地说，又另起炉灶办了史语所。但考察两人的主张，就会发现傅斯年的办所方针与顾颉刚的古史辨，就会发现他们对于政治的反感，进而将这些感情用于对于史学的研究，从而打破了传统史学以及由此而构成的社会意识形态。

对于前者，我们看刘起釪先生的《顾颉刚学述》，就会发现其对于顾先生早年所受的学术影响，进行了一一列举，并将其作为顾先生提出古史辨的前提。当然，如果没有学术的积累，就不可能提出革命性的意见——余英时先生成为典范性的著作。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无论是清代朴学的影响，还是今古文经学的研究，某种程度上都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我们看到清代朴学对于宋明理学的抨击，这种抨击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将其成为神话或者玄谈，从而消解了其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作用。

而今古文经学两位大师的论辩更是如此，章太炎先生在国学演讲中，将意识形态的经学，化解成史学考证，从文字史学的角度，消解了古史本身的神话特征。而康有为的改制考和伪经考更是将古代典籍统统扫入“托孤改制”的神话之中。两者的论辩，看似是在古典学术的内部的斗争，而事实上我们发现两者虽然是经学大师，但是无一成为新政府或者权力的意识形态。而顾颉刚在承袭两者学术观点的时候，其实他们的立场也对于其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反政治的学术。

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其实，在袁世凯执政期间，康有为是组织过儒教会的，也就是康有为将儒学转化成宗教的努力。这个努力其实就与顾颉刚有着莫大的冲击，古典是宗教还是学术？如果儒家所描述的世界，是宗教化的世界的话，我们是否要遵循？这个问题，顾颉刚在傅斯年办的杂志上专门撰写了一篇文章，进行反驳论述，认为这样无疑会造成虚假孔子的可能。但是，我们注意到，他只是在反对儒教会的神话性活动，但是还没有反对史书中的古典时代的神话。

真正对于顾颉刚的古史辨产生具体影响的是胡适，他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最终将其推入到古史辨的旋窝之中。我们从胡适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可以将其想象成为鲁迅笔下，铁屋之外的人——刚从美国留学归来，以哲人的角色对铁物中的年轻人进行启蒙。我不必论述顾颉刚在听完胡适的课之后的兴奋。但是，我们应该了解的是，顾颉刚在某种程度上，仍是读线装书的信徒。在得到胡适博士的启蒙后，就打开了顾颉刚最后一道闸门，对于古史的反思就超越了对于儒教会的鼓吹。同样一些经书，从《圣经》般解读的反感，到对于上古神话的揭秘，顾颉刚走出了一条古史辨的道路。

但是，我们回到了文章的最开始，启蒙与宗教的关系，始终是古史辨的历史背景。而顾颉刚所处的北京大学，其实也赋予了新的故事背景。古典式的大学——辟雍，是作为政治宗教的编织者，他不断将经典神秘化和宗教化，从而稳定了古典时代的社会。而作为现代大学，则是在启蒙与民主的旗帜之下的前锋，他以用于揭露神话和骗局为己任，以政治为学术的敌人。虽然，我们看到顾颉刚是以神话——无论是政治抑或是民间（上古史和孟姜女传说），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他的矛头其实是对准了政治。用现代史学（启蒙哲学——我们不应该忘记顾颉刚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来对抗传统政治，用学术来戳破政治神话——宗教传说。

这样的努力，我们应该注意到当时的批评，比如柳诒徵等先生对其的评论，认为其的揭破作用，无疑会动摇人们对于古典的信仰，直至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性产生摧垮的影响。这个批评，我们现在看来是非常清醒的。但是对于正在风头浪尖的顾颉刚先生，却是听不入耳的。他对其贡献称为，打破了中国一统的神话，戳破了封建迷信，总之点亮了人们对于整个传统的认识。这样的学术，在政治相当不稳定的民国，当然可以畅通无阻，至少政治无法对学术进行迫害。而对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来说，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任何一个有权力的政治都会对于挑战者施以惩罚，而将其打入异端邪说。而顾颉刚的古史辨，将史学与启蒙哲学混为一谈，将史学打破上古史神话与哲学揭露宗教统治等量齐观，这对于削弱政治的统治，无疑会产生某种意想不到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史家作为挑战政治威权的开始，也是后来知识分子在政治面前屡屡受挫的重要原因。堂吉诃德对于风车的挑战，到最后变为对于知识分子的嘲讽。而知识界也将其称为典范，就意味着权力与史学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我们还记得王丹也是北大历史系学生的话，我们就因该清楚地认识到现代史学与政治之间的冲突关系。

写到这里，我必须承认，无论顾颉刚如何辩称古史辨的纯学术性质，我们都不应该忘记其对于神话——政治所产生的影响。而新中国建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其实某种意义上讲仍然是神话——政治体系中的一部分，而走出意识形态影响的当代史学如何走下去，我们应该重新反视顾颉刚的《古史辨》与儒教会的关系。从而，会得出至少当下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否则新史学是否会得到顾颉刚相同的结果，我想者总是需要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