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纪行（一）

    题记：昨日，友朋邀我赴筑城，路上我劝其多写些评论，而他反过来劝我写小说，我笑而不语，心道若是有黔首兄则不妨写小说，自己的文笔则就免了。今日观师母所顶博文《帅哥与才女》，乍观为小说，而细想则为回忆，况有照片为证，则小说与回忆如何区分呢？既然如此，我为何不可写小说，真事隐，假语存而已。 

    粗计为十年，而细想则有一轮矣。岁月匆匆，日月芿苒。昔日之少年，今已略有华发，当年之豪情壮志，今已消磨殆尽，而立之年，却有天命之叹，岁月之叹，不妨托之空言，以待知者。

    那年，他只有十七岁，刚刚过了生日，得到的生日礼物是一套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虽然他还不知道斯翁明年就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购得这套书的满足感，让他觉得自己中学毕业之后，应该去学经济。虽然，今天看起来，这点有些好笑，但是对于那时的他来说，却是一个伟大而遥远的目标。而这部《经济学》伴随着他从北方到了南方，又从南方到了北方，最后又回到了西南。

    他不是一个聪明的孩子，所以才会在文理分班后，感觉到抑郁，在一次班会上，班主任让刚刚新组成的班集体彼此熟悉一下，就提出每个人写出自己对于班集体的看法。而作为一个刚刚进入这个班的他而言，周围的陌生还没有消除，而班上的阶级就已经形成，原来的重点班和新进入的差班。班主任是重点班的班主任，却接受了数名差班来的学生，心中的不快是难免的——自己的学生怎么会比不过这几个学生，怎么会掉到差班呢？心中这么想，所以就对这几个学生格外注意。

    这种注意并不是善意的，在所有的政策上，向老班同学倾斜这是自然的。而这一切就被他看在眼里，当班主任提出要提意见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地就将看到的写了出来，还仿佛记得那篇文字的名字是《论美芹十献》，从辛弃疾的文章学到的题目就放到了这里。然而，班主任并不是宋孝宗，他也不是辛弃疾。这篇文章引出了轩然大波，导致他甚至差些辍学，直至今日依旧有旧日的同学在与他聊天的时候，第一句话依旧是我仍记得你写的那篇文字。

    这篇文字就像一滴水掉入了滚烫的油锅里，班主任在看完这篇文字之后，立刻就召开临时班会，在第二天的自习课上，班主任先让他站在整个班的最后，然后一句接一句的念他那篇文字，每念完一句，就大声地问整个班的同学，这句话对不对。声接一声响亮的“不对”，充斥在朗读声之中。而他木然的站在整个班后面，觉得自己离这个教室越来越远。昔日的同窗，今日变得格外的漠然。难道他写到的，只有他自己看到了吗？别人都没有看到！他心中一阵阵的气恼，却怪不得任何人。直到班主任念完整篇文字，用冷冷地声音告诉他，明天将家长叫过来，告诉他的父母，他可以不用来这个班上课了。

    听到这一切，他几乎不敢再回到家。毕竟作为一个自费生，本来就一直被父母唠叨在口头上，又何况惹了这么大的祸，搞不好要开除的！他磨磨蹭蹭地走到了家里，将在学校里发生的一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父母。

    父母看到这个孩子无地自容的样子，虽然没有打骂，只是淡淡地安慰了一下，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孩子虽然冒失，却从来没有任何坏心。这件事一定是班主任误会了，决定第二天到学校里向班主任解释清楚。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母亲带领孩子到了学校，找到班主任。在办公室里，班主任将那篇惹了大祸的稿子从抽屉中取了出来，向他的母亲挥了挥，问道你知道他写了什么吗？这是对一个荣誉集体的攻击和污蔑！既然他不愿意留在这个班上，那么就不要来上学了。母亲听到这里，立刻就呆住了。随后，班主任叫他出去站在走廊里，单独与母亲谈话。他站在走廊里，看到老师走来走去，同学侧着身子从自己身旁擦过，窃窃私语，心中懊悔极了。这时候，一位曾经教过他的老师走到身畔，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讷讷张不开口，只是说自己惹祸了。那位老师，推开办公室的门就进去了。

    至今，他在那时不知道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后来，他在考上大学之后，他母亲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喜极而泣，喊了声万岁。那天晚上，母亲告诉他，曾经在办公室里为他向班主任下跪了，求她不要开除他。他听完，泪流满面。发誓要好好学，不辜负父母对他作出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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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总结

最近一直在读书，而且读书的感觉越来越好，就正如过去没有做过的事情，今天做起来格外起劲。而且最为重要的是我现在的想法，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完成。这很让我高兴。毕竟一直困扰我的思路与写作问题，看样子是有了出路。最为重要的是，我现在的文字表达欲望并不是很强烈，但是写作的感觉，已经超越了思考本身。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感觉到了某种文字的爽快，这种文字的游戏，让我感觉到了文字创作的某种奇异之处。

在我的文字实践中，其实一直缠绕着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让自己对于文字谨慎，而另一种则是让自己开始写作实践，两种声音让我对于写作始终抱持一种犹豫的态度。事实上，写作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表达的意向，而他并没有崇高的目的，也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不断地表达。这种表达就正如一个人的语言一样。我在过去长时间困扰于人们对于我的评价，张老师和万老师对于我的评价，几乎使我丧失了写作的勇气。但是，事实上我并没有停止表达，而表达的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这样就造成了一种语言和文字脱离的现象。我想解决文字与语言脱离的困境，而所在的环境又给我了某种暗示。这种心理暗示，让我对于文字创作失去了信心。论文式的写作，本身与我写作的动力背道而驰。而我的朋友都在劝我写作论文，而事实上写作对于我来说并不困难。困难在于我对于写作的信心始终处在低迷的状态，这样的心态对于写作而言就是一件麻烦的事情。我在看到大多数人的写作之后，发现自己的写作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在阅读李欧梵的文章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我不敢于他这样的尝试呢？其实原理很简单，正是因为我的怯懦，而且缺乏写作的实践，所以无法从心理陷阱中解脱出来。在这里我应该纠正一下自己的写作心态，事实上我的写作已经充满了天才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虽然，还具有某种争议性，但是恰恰是这样的文字才具有别人所无法模仿之处。

因此，我将自己的写作定义为阅读与思考的结果，这恰恰是我努力的方向。在写作中，我很难用力思考，想到过去曾经阅读的书籍。最近一直在阅读古代文学，对于古文写作有了某种感触。这些感触其实是很好的写作主题。昨日看完了印顺导师的自传《平凡的一生》，并在晚上进行了分段朗读，其实自己也非常有感触。在印顺那里，他并不是一个很善言谈的人，而他将自己的思考融入到了自己写作之中，很多人看到他的写作如此之多，以为他是一个非常善于表达之人，我在阅读的过程中才发现，他的写作才能完全是因为他的语言表达有缺陷，所以在文字上有很大的突破。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渴望不可及的事情。另外，我还读完了特里林的《文学体验导引》，这部书其实是他阅读的报告，在众多的小说和诗歌中，我并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文学作品。这真令人遗憾，但是我还是喜欢他能够将自己的阅读融入到写作之中。这很让我羡慕不已。在此之外，我还阅读了宋老师翻译的《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这两部书其实挺让我遗憾的。因为，宋老师的文字功底，却翻译成为这样的一个水平。当然，如果正如宋老师在翻译前言中提到的，这两部书是经典，但是我明显看出了这部书还是那种东方学的路数，也就是用通过语言和逻辑思维对佛教进行梳理，如果说我看得不细的话，那是因为这种语言不符合我的阅读习惯。很多文字并非没有意义，但是因为语言上的问题，根本提不起兴趣阅读。当然了，如果是专家对此问题有所关注，那么这两部书还是不错的经典。至于我关注的问题则与宋老师他们的学术关注点有所不同，我的关注总是在阅读与现实之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这种平衡点在于阅读中找到我自己所能学习提高的地方，而不仅仅增进一些我所不了解的事实而已。

对于文字的阅读让我感觉到了某种欣喜的变化，就是对于文字的感觉已经让我找到了一种阅读与文字之间的交流，也就是我应该更加大胆地与文字背后的作者进行交流，而不仅仅是亦步亦趋，这样的交流永远达不到最终的理解。而我应该更加主动地对于文本背后的思想进行理解，哪怕是误解，也总比那种肤浅的阅读要有意义的多。过去进行阅读总是希望能够达到理解的彼岸，但是我发现如果能够达到理解的彼岸，那么作者并不能证明这一点，而我即便是已经达到了，但是却仍旧无法证实自己。这对于我的写作来说，依旧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在文字中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怯懦，也就是我不在对于自己的表达失去了信心，也对于文字的理解失去了信心。其实，对于作者而言，我们应该对其文字进行对话，不仅仅是赞颂，而且应该对于他的文字进行某种意义上的进攻，我们应该与作者进行讨论争议，乃至到最后一个最后的妥协。这对我来说是一件能够做得到的事情。但是，我过去总是忽略了这一点，因此在文字中不是表现为自言自语，就是表现为亦步亦趋，这样的文字不仅仅不能使作者满意，也不能是自己满意。

对于阅读和写作来说，这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就是将写作变成对话，让自己和作证能够形成某种交流。这样的文字，我想更具生命力和活力。这也是施特劳斯所说，进入到与古代哲人对话的道路上。对此，我想自己还是有某种心得，也就是我有很多与朋友讨论的心得。在文字中，我并没有将自己的善辩和思辨能力表现出来，表现出来的是笨拙的表达和自我辩护。这样的文字，终究是一种让人失望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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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能做什么？

这是两个问题，同样是两种心态。这两种心态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分水岭。在80前的人们看来，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问题，主导了他们的思维和行动方式。而到了80后，则彻底转变为我们能够做什么？很多人曾经定义过80后，但很大程度上都是80前的印象，而非80后的表述。

对于前者，我应该说这是一个崇尚思考民族的一个优点，但同样也是缺点。对于80前的知识分子而言，精英身份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他们对于自己的道德理想和抱负，从来都不曾有过怀疑，而这恰恰是他们的悲剧所在。并不是所有理想都是美好的，不断强调美好理想，只能拉大与现实的距离，从而产生理想与现实的碰撞。远的不说，80年代末的那场悲剧，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新世纪黎明到来的时候，大学中莫名产生了八十年代怀旧热，这种怀旧将甫入大学的80后与八十年代的80前进行了对比，因而得出了理想主义在大学的没落等结论。这种标签，压得整整一代80后喘不过起来。我经常反思，对于一个生活在鸦片战争后170年没有战争、饥荒、动乱和革命的岁月里，我们的确缺乏80前那种对于理想的狂热。现实中的考学与就业压力，过早地消磨了我们对于这个社会的理想。我们的思考，不再围绕那些大词眼，而更多地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很多人认为我们自我中心，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一个美好的世界，不就是从个体的改变而产生的吗？80前总认为需要一个理想的改革方案，从这个理想出发改造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80后就出生在一个改革的时代，他的成败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如果说经济改革与医疗改革和我们的父辈密切相关外，那教育改革就是跟我们密切相关了。如果说我们不关系改革，那么等于说我们不关心自己。但不要忘了，这场历经30年的变革，我们从来没有任何发言权，我们是被改革的对象，却从来没有人关系过我们的需要。这种改革，我们能产生敬意吗，这种理想与我们何干？

如果，这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太过剧烈，那么我们就更应该反思当下的世界。那些理想主义的言辞，在节节败退的改革面前，缺乏应有的说服力。因此，我放弃了80前那些理想主义者们的说辞，他们可以振振有词地说，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而我今天要问的是，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不再是历史的看客，也不再是改革的对象，那么我们在这个时代，应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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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生命的每一天

在生命中，我们对于命运的感触日益增加，但是对于生命感觉日益衰落，被欲望所垄断的时候，就是去了生命本身所具有的快乐与幸福，这是一个幸福的结束，不幸的开始。每个人都在这么重复生命中的无力感。

在佛教中要解决人的沉沦，就要将自己从沉沦中唤醒，其最为重要的方法就是通过切断人类的欲望来解决人类的问题，而事实上这看似是解决之道，但是却也同样消解了人类幸福的可能性。在佛陀的传记中都曾提到他曾经进行苦修但却没有真正获得解脱，也就说明了断绝人类的欲望，并不是解脱之道。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认为肯定人伦所本有的秩序，在生存的环境中寻求解脱之道，便是一条可行之路。

通过对于佛教理论的吸收与借鉴，儒者们将义利之辨，解读为天理与人欲的对抗，在这一点上人伦要排斥欲望，从而能够将人的自由释放出来，这样才能维护人类所本有生存秩序，而不是将其排斥。

通过哲学的思考，人伦秩序的重建，人类的快乐从而获得了某种意义的升华，不再是对于平常人生的抱怨，而是对于生命意义的享受。我们在这个人世间，需要感激这个世间给我们带来的一切，并通过这一切幸福的源泉，从而获得人类本身所应有的幸福。不幸来源于人类对于幸福的贪婪，而不幸也就此产生。我对于生命的追求，本身就很轻松，而不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挑战。在这层意义上讲，我更加倾向于古典时代对于幸福的定义。

在人间实现秩序，在秩序中寻求平静与幸福。生命本身并不是无秩序的混乱，而是在混乱中寻找秩序，并将其震荡形成某种韵律。这种韵律在古典时代称为礼仪或者天理，人间的秩序要符合自然的震荡，这是古典时代的一种极为聪明的思考，而这种思考并非是空想，而是具有极大的意义。幸福的感触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把握，但是在生命中体会幸福，并将其具体化，将其延伸化。

对此，我相信自己的能力，并将这种幸福传播出去，而这一切才是我想要去做的事情。很多人看来，我并没有超越这个世界，但是我想自己已经从现代性的阴霾中走了出来。世界并不是同样一种灰色，而是五颜六色，这种生命触感，才是生命幸福的本意，而对于生命功利性的认知，才是一个人不幸的开端。从这一点上讲，我认为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人类追求幸福而种下的不幸的种子。

当我从不幸的思考中解脱出来之后，发现生命本身具有着某种难以言喻的幸福，他不必在意周围的视线，而能够自觉地寻找幸福的阳光。这是我领悟到生命存在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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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的循环

多年前，听到先生三十年论，以为自五四三十年为一世，自建国至改革三十年为一世，自改革至今已经三十年了也是一世了，正所谓三十年河东，而今天世界向什么地方转变，我们都不清楚，毕竟没有了五四、建国和改革等明确的标签，我们很难分辨这个时代的变迁。

但是身处在历史之中人们，有谁又能知道历史的轨迹呢？上面所说的９０年固然是几番轮回，但是我们也不妨将其看作是历史的转折点，真因为到了转折点，所以历史才会想反方向摆洞。说起来可笑，历史学家本身就是关心这些问题的人，而到了今天却没有人关心这些问题了。

如果说，五四之后的三十年，作为国民党崛起衰落的三十年，虽然经历了八年抗战，但是国民党的兴起于衰落太过迅速；而建国三十年的历程，让我看到了一代伟人的崛起和他的陨落，不仅仅是他的生命，更是他的命运，从最高点逐渐衰落直至今日，街头巷角都能听到一代伟人的段子；而随着一代伟人的辞世，另一个令世人记忆的名字也就慢慢登上历史舞台，他改变了伟人建国的理念，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发展，但是从今天看，所有的问题也是由他而起，至今还没有办法解决他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从世运转化的角度上看，我们就会发现后一个时代总是旧时代的反动，国民党是北洋军阀的反动，共产党是国民党的反动，改革是革命的反动。但是每次变化，都是弊端到了极点的结果。我不相信现代所谓的学者对于民国的美化，也反对他们对于毛泽东的否定，我们这个时代已经由于邓小平的经济政策走出了一穷二白，但是日渐平庸的社会，真能给人们带来幸福的未来？我总是表示怀疑。

如何总结前三十年，就可以预计未来的三十年的发展。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虽然不能盖棺论定，但是经济增长是不争的事实。经济可以作为这三十年来的关键词，但是我又能看到经济增长带来的文化衰落和社会冲突的增加，也是不争的事实。在帕森斯看来，文化是作为社会的粘合剂，能够维持社会的稳定。而今天文化的作用却毫无表现，更多的所谓文化，却是对于社会的攻击，而不是对于社会稳定起到作用。

因此，未来三十年的关键词，我相信是文化，孔夫子也是这么说的，富而教之。在这个社会富裕了之后，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教育，而今天我在大学对于教育失望透顶。不仅仅是对于老师这个群体而言，而是对于大多数的学生也是如此。在这三十年来，人们对于文化彻底失去了兴趣，而金钱对于大学的影响无处不在。仓廪足而知礼仪，现在却是为了仓廪足而去做文化，做学术，为了稻粱谋，岂能真正为了文化着想。没有一个文化是由惶惶如丧家之犬的人来完成的。我相信，未来三十年的发展，就点定在文化的基础上。

因此，我对于文化的作用这么肯定，关键是文化对于人与社会的双重作用。没有教育就不可能培养出真正的人才，而没有文化社会就不可能稳定。这才是我所关心的，文化问题其实被所谓的学术界自我丑化掉了。但是，我相信无论这个社会如何变迁，文化作用是无法抹杀的。

如果从晚清以来，中国文化一直被蛮夷化，被野蛮化，那么我希望在中国走上了初步的稳定的情况下，重新找回中国人的文化就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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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乎荷包

九七年在香港学界曾经有一场小小的风波，在学校里教书究竟应该用中文还是英文？这对于很多知识分子来说，成为了一个问题。

按道理说，摆脱了殖民地之后，应该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将英文废置不用，而事实上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的是英文，无论是在大学还是在中学。至今，英文中学仍旧是精英中学的代名词。

而从最近的看到刘绍铭的文章，提到大学里有位老教授，在听完争论之后，只是拍了拍自己的口袋，说了句language of pocket，这不是我在拽文，实是不原文照录，肯定会有人指责我说歪曲事实。英文写作授课关乎荷包，这其实对于香港来说也不是什么稀奇之事，因而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其实关乎荷包的还不仅仅是英语，对于大陆很多教师来说，论文也是关乎荷包的语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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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的写作

记得周一良先生对于将无同的教诲，说年轻人不要学习写文言文，写了也不通。事实上，没有人一开始就是文学高手，一开始就是大国手。而在此之后，将无同先生就放弃了文言文的尝试。在我看来，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在我看来，写作本身就是一件试验性的事业，有人能说自己写作已经完成了？我相信，即便是到了老年，文字依旧还是未成稿居多。但是，对于我来说，这种心态依旧是一件非常值得思考的事情。因为，成功就意味着成型，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人指导过我什么是成熟的文字。这让我感觉到非常的不安。一个没有明确目标的写作，就是盲目的写作，要求盲目的写作有一个成熟的形态，岂不困难。而我相信，即便是成功的作品背后，依旧是稚嫩的写作，没有人在写作之前就已经成竹在胸，更多的是写作之前的踌躇满志，但是真正的写作却没有办法真正展开。

锦绣文章固然在胸，但是没有真情实感的写作，却无发真正敷衍成成熟的文章。因此，写作始终伴随着一种苍凉的期待，将来可能会比现在要好。但是实际上，除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外，真正的写作却还没有开始就已经显露出了未老先衰。

写作本身就是一件实践，只有经历了千锤百炼，才能真正成功。但是我现在还没有信心对于自己的文字，进行千锤百炼的训练。在很多人眼里，我只是获得了文凭的傻瓜。但是实际上我所涉及的问题已经超越了现代学术很远了。对于文体的反思，对于学术史的反思，对于经学史的理解，对于历史的推想，都是这个时代的前沿。但是却没有勇气将自己的思考变成文字。这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还没有写作出来，就被自己打败了。

写作对于我来说将要成为一件远航的开始，在写作上我要彻底摆脱写作的障碍，而是要讲写作变成我自己的工作。在写作中找到真实的想法，将自己的想法变现成为文字。也许只有这样才能重新找回自己丢失已久的写作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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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的范围

题材一直是困扰我的重要事情，写成什么样子都不要紧，关键是些什么的问题。在上半年，跟朋友聊天的时候，经常会谈到读书与写作的问题。今天看来依旧，读的书一定都能写成文字吗？我一直表示怀疑，但是也不妨一试。

小说、论著和古籍，我都读过不少，但是关于这方面的文字却很少。原因很简单，文体限制，我在学校里，不允许乱写论文以外的文字，因此将各种论题写入文字的可能性就很小了。但是，我现在还是有很多的想法，却不知道该如何写成文字。

对于小说，这是我十年来一直没有放下的一类文字。对于我来说读小说，比读专业书更能放松的我的心灵。而做其他的事情，总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无奈。小说中，我钟爱的题材包括历史、军事和修道之类，这些文字中当然有很多让人捧腹的文字，但是最为重要的是，看到这么多的文章，对于他们架构小说的能力还是非常的佩服。写作最重要的并不是如何优秀，关键是如何将自己的思考变成流畅的文字。

在这点上，看到那些每天进行写作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每天进行七八万字的写作，每年写作近几百万字，这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当年我的兄长劝说我写作小说，我回绝了。但是今天想起来，如果能进行长时间的写作，也许今天就不缺乏写作的信心。我对于自己的思考是充满了信心，但是对于自己的文字绝对没有自信。最为关键的就是对于格式的恐惧。在万老师三年的折磨中，我的信心全部被击垮了。但是现在想想，这也是我的问题，如果我能够逆流而上，而将自己的文字写作出来，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当然，我现在还是有机会将自己的思考写成文字。

在长时间的思考和阅读后，写作就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为了糊口，而我知道只有将自己的思想协作下来，才能得到真正的回应。在贵州这个地方，真正能说得上的朋友非常少，因此为了结交更多的朋友，只有通过写作，才能得到更多的知音。

在贵州一个很小的地方，你的思考永远是坐井观天，而将自己的思考写作下来，就能获得远方朋友的交流。也许在某一天，我就能真正获得思想上的交流，这也亦未可知。从写作的范围谈起，就谈到了写作给谁看的问题。在我看来，写作就是给人看的，关键是给谁看。我现在的思考已经获得不了周围人的接受了，我只好写作给远方的朋友。虽然我的思考依旧充满了缺陷，但是我相信自己真诚的思考挥霍的遥远的回应。

想到这里，我自己就对于写作充满了信心。比如很多不入流的题材，某种程度上讲，恰恰是好孩子们所不关注的。但是对于一个热心于现实的人来说，恰恰是最好的工具。现实中，小说是最容易的投影，而现在对于小说的热潮已经开始慢慢消退，但是小说中的影响真正消失了吗？我其实非常怀疑。对于小说中精彩的关节，我还是充满了信心。毕竟这是年轻人的想象，正如我现在还没有进入主流一样，他们的思考还在边缘。这样的机会，其实正是我努力的方向。很多人不屑一顾，但是从来没有人想到过文学其实与载体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只是没有人真正进行过实践而已。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会感觉到他们的文字其实并不比张爱玲、白先勇他们的文字差，只是他们是年轻人，是草根还没有被挖掘出来的天使。就因为如此，我才对于文字的敏感，恰恰是一个时代最为关键性的文字。他们看到的是学术界内部的冷饭，而我看到的是无限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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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阉割的知识

知识与考试本身是两回事，但是由于上学需要考试，也就将两者混为一谈了。实际上，能进入考卷的知识有多少，我们心里非常清楚。所以，死记硬背比读流水账的书，要容易得多了。

与此相同，读书与写论文也是两回事，毕竟能进入到论文中的材料毕竟有限，如何才能将有限的时间，投入到无限的论文写作中去，这就少不了抄袭了。

说白了，这也不过是中学作弊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恰恰是这种思维造就了这样的一个现实，老师抄袭，学生作弊。其实知识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成绩和论文发表。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只要成功，其它都不重要，作弊只要不被抓，抄袭只要不被人揭穿，所有一切都可以肆无忌惮地做。在课堂上，老师说作弊是可耻的，而私下抄袭论文却是堂而皇之。

对于我来说，写作本身就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而阅读更是充满了乐趣的事情。而将两者变成了阅读为了写论文，就让我索然，毕竟写作是对于自己最好的报答，而阅读如果就是为了叫卖，这就让我感到很可怕，至少对于我来说写作根本就是一件私事。

将写作发表，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件热衷的事情，对于我来说却是一件羞于启齿的私事。而在这个时代强迫人去写作发表，这毕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而写不出来的尴尬，始终伴随着我。也许跳脱衣舞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职业，而对于我来说却是一件羞耻的事。在这层意义上讲，我依旧没有进入这个商业社会，所有一切都是需要通过交换来完成的。

在写作中，经过十年的训练，我从写作达人，到了写不出东西，这始终让我不非常的不解，但是却也没有办法，因为写作本身就是一件让人很惆怅的事情。在我看来，写作对于我的影响，就正如我如何面对世界。在世界上，如果有太多的敌意的话，我就宁可缩在独自写作的狭小范围。但是如果这个世界是宽容，写作也就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我在外边，毫无意义地写作，就是为了证明思想是自由的，写作是自由的。但是，这也反面证明了我的执拗，没有阅读者的写作，就是为了自己写作。老先生说，没有耐住寂寞的心态，是做不了学问的。对于我来说，无疑是一剂良药。我知道，现在的思考对于很多人来说太超前了，太不切合现实了。实际上，现实是由什么造成的，肯定不仅仅是平庸，而是通过激情和思考来完成的。至少对于我来说是如此，阅读的快乐，不可能完全用文字来表达，而用文字表达出来的，又不仅仅是阅读的快乐，更是写作的愉悦。

只有在愉悦中的写作，才是我追求的目标，当然我知道这不是说说这么简单，但是追求写作的快乐，其实在我心目里有着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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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压力与写作

上大学的时候，很多朋友不会选择古代史，据云古代史的研究已经被挖掘殆尽，所有重要的专题，已经被大师们做尽了。在我看来，这就是被经典压力导致了转向。在道理都被人说尽了，所有的专题都被研究过了，自然后来者就无法研究了。

而在十年之后，我才发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其实对于研究而言，没有任何一个专题研究透了，如果说曾经有人研究过，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历史中这么多专题，怎么可能完全研究过了呢？不过我非常理解这种经典下的压力。比如说，一旦我们去研究经学，前面就要面对清代人的著作，而在后人眼中，清人的研究是无法超越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大大地有问题，至少我认为经典并不是说前人研究了，后人就可以高高挂起了。前人研究是给后人看，如果没人看那研究就等于白费了。

因此，你看一部书，最好是已经有人研究过了，才能直到这部书里可能有多少说法。采取一种自己信得过的说法。但是，我们做得恰恰相反，只要是别人研究过了，就不去碰了。这对于研究而言，我不知道是一个幸事，还是一件不幸。

同样，对于古代经典的研究都存在这种问题，但是为什么古人都可以面对，而我们今天却不可以面对了。这才是我费解的地方。可以说，因为别人说过了，我需要理解和思考的地方才会更多，才有更多的说法，没听说过别人说了就不允许再说。这只是现代人的一种遁词，而不是实际情况。毕竟我们所了解的事情太少了，而不了解的事情太多了。因此，将我们对于学习的心得记录下来，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写作也因为是经典，所以才可比照参考，而有更多的思路，这恰恰是刺激人写作的对象。我现在最可怕的是，脑子中只有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只能翻来覆去地表达，这才是一种写作的痛苦。如果脑子里非常丰富，那么从来不缺乏写作的对象。因此，我将自己的思考，转化成文章。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因此，经典和写作的关系，中间还要有个脑子在思考，而不是听别人说了，就不写了。这才是最为痛苦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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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并不止就是论文

在这个时代有些奇谈怪论，就是大学里就是为了学习论文，这样的奇谈怪论充斥了整个高等教育界。这种谎言说的多了就似乎成为了真理，而从中获利的人也因此鼓吹这种谬论。事实上，这种文体是否真是像宣称者所说的那么有用呢？

我表示极大的怀疑，至少在中国传统文体上，虽有论体，但是现代论文是找不到依据的，而有人将论文与考据结合起来，事实上考据并没有什么文体，如果说有的话，那也不过是笔记而已。因此，在这个角度上，我们审视当下的文体，就会发现其出现不过百年的历程，只是百年来取代了传统文章的地位而已。

而且文章的传统很容易被论文所斩断，至今为止很多论文被称为是经典考据，但是我们仔细阅读下来，这种文章很少能够广泛流传的。而古语有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种文字流行不起来一点都不值得可惜。可反而有些人对于论文推崇备至，好像论文就能传道。

熟悉韩愈《原道》的人，就能感觉到这种论文，远远比现代论文读起来精彩的多。但是，现在论文体的流行，其实骨子里还是披了一张科学主义的皮。但是，我一直怀疑人文学科所能蕴含的科学性。难道归纳法就能说是科学，那么考据就是科学了。如果说逻辑是科学，那么佛教因明就是科学了。说论文是科学根本就是毫无逻辑的伪科学。

如果说论文是伪科学，那么我们还为什么选择论文作为自己的表达工具呢？说到底还是为名为利，投稿能换来功名利禄，所以才会写论文，而不是为了所谓的科学研究。这样赤裸裸地拔下某些学者的皮，似乎不美。

论文不足取，那么究竟如何写文章写什么样的文章？才是本文的关键所在。论文不足取，但是写清晰、明了和知识确凿的文章，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写清楚，就是明确你想写什么？明了，就是要注意你的文章逻辑，知识确凿，就是你不要欺骗自己，要写自己了解的知识，而不是口耳之食。

这样的解释，我想已经很明确了，写文章对于我来说并不困难，至少我知道该如何写文章，而论文我实在不知道该何写才好。因此，我想自己最重要的文字还是向自己的心中的目标。

文章的写作，要继承传统文字的简洁，也需要学习西方文章的逻辑和条理，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写好文章。我的文章其实流畅度是有的，但是还是缺乏明确清晰的写作思路。这就要求我对于文字的主题要有深刻的把握，而且要对于文章本身有着高度的分析能力，在写作过程之前，就能将文章的大纲聊熟于胸，在此基础上才能写出好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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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与作文

读书与作文本为两事，于今混为一谈，合则两伤，分则两美。古之读书不如是，读书作文则为一事，所读之书，必为之文，所为之文，必源于书，故合而两美，分之则伤。然今之文与古之文不同也欤？

为古文者，读起书，述其书中所云，文辞畅达，则足矣。而今之为文，必为之考据、逻辑、学术史，则可为文者盖寡，而为文者不易得矣。

故今之文，上者为文必殚思竭虑，而为者之者寡，而下者为文，则四处剽窃攘夺之。其为文愈多，其为人愈下，盖小人喻于利之谓也。

今也无能为文者乎？否也，非不能为文，不能为今之文也，而可复古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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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华夷

通过对于儒家仁义道德的重新解读，韩愈恢复了儒家的人伦观。通过与佛老道德学术的对比，明确了儒家人伦观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韩愈呵斥释迦佛教，严华夷之辨。

韩愈首先通过分析了佛教、道教对于社会的危害，从而加强其对于佛教的排挞。

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他认为，古代把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种。现在又多了和尚和道士，四民就变成了六民。古代只有一个教，就是儒教，只占四民中的一民，可现在又有了佛教和道教，一教变成了三教。务农的只有一家，要吃粮食的却有六家；务工的只有一家，可却六家用器具；经商的只有一家，而六家的人都需要物资交换、商品流通。劳动工作的人还是那么多，凭空加上和尚、道士这两种吃闲饭的人，人民怎么可能不越来越穷，盗贼越来越多呢？通过对于佛、道教不事生产，会对社会经济造成压力，从而破坏社会稳定，造成社会动荡。

其次，指出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对于破坏了中国又有的人伦观念，对社会的稳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

现在佛家的“法”告诉人民说，必须抛弃你们的君臣关系，消除你们的父子关系，禁止你们相生相养的生活原则，这样才可以得到像道教所说的清净、佛教所说的寂灭。

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

现在那些修心养性的人，却想抛开天下国家，这就是要灭绝人的本性中所本来就的东西，和尚也是人子，可是他们不把他们的父亲当作父亲；他们也都是臣子，可是他们不把他们的君当作君；他们都是民，可是他们不做百姓该做的事。

从而我们看出了，韩愈对于佛教的批判完全是建立在其对于伦常的毁灭性上，因此强调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始终在伦常观念上与先王之教格格不入，一旦引入成为国家通知观念，就必然会造成社会与政治的全面瓦解。因此，严华夷之辨，就是维持纲常名教。

从此，韩愈引出了他的华夷观，作为他批判佛教的结论。他接连引用《春秋》之说，“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引《论语》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引《诗经》说：“夷狄是膺，戎狄是惩。”现在，却尊崇夷礼之法，把野蛮人的道理加到中国先王的道理之上，这不是我们中国人沦为降低到野蛮人的地步吗？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应该对于佛教应该“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这样才能杜绝以夷变夏，社会动乱的局面，儒家才能昌明，人伦才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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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统

通过对于讲明人伦，辨明华夷，韩愈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讲明儒家之道，他不同于佛老之道，而是传自先王先圣。

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

他所说的道，不是道家和佛家的道。这个道是从尧传给舜，舜传给禹，禹传给汤，汤传给文王、武王、周公，文王、武王、周公传给孔子，孔子传给孟轲，孟轲死后，没有继承的人。只有荀卿和扬雄，对儒家学说认识、选择的不精当，对儒家学说论述过于简略还欠详细。从周公以上，继承的都是在上做君王的，所以儒道在具体事务中能够得到推行；从周公以下，继承的都是在下做臣子的，所以这个到在他们的学说中能够得到弘扬。

在对于道统的追述中，我们不难看到孟子末章的影子。

由尧、舜至於汤，五百有馀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於文王，五百有馀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馀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於今百有馀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

孟子说，从尧舜到汤有五百多年，像禹、皋陶是亲眼看见而了解的，像汤是听说了而了解的。从汤到周文王有五百多年，像伊尹、莱朱是亲眼看见而了解的，像周文王是听说了而了解的。从周文王到孔子有五百多年,像太公望、散宜生是亲眼肴见而了解的，像孔子是听说了而了解的。从孔子以来到如今有一百多年，离开圣人的时世如此不远隔,距离圣人的家乡如此接近，却没有了解道的人了，也就没有了解道的人了吗？

我们发现，韩愈对道统的叙述，完全来源于孟子，并且是对于孟子理解后的诠释，并融入了自己的解读，将道统传授直接解释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所共同承担的道统。至于君道与臣道的发挥，则是韩愈创造性的解释。认为尧舜禹汤文武都是身居圣王之位，所以儒道在具体事务中能够得到推行；自周公孔子孟轲皆作能守臣道，因此道统能通过他们来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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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古文

对于古文运动最为卓越的一个看法，是陈寅恪先生提出的，他认为古文运动的兴起与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有着紧密的联系，并通过对于韩愈和元白的诗文的分析，得出了以上的结论。但是，我们还有一些问题并没有完全澄清，尤其是对于现代人来说，古文运动究竟是什么还是有模糊之处。因此，本文拟就对古文运动做一分析。

天宝年间，安禄山史思明从河北起兵谋反，并迅速攻占河南、山东等地，之后不久又兵指长安。古文运动诸人纷纷逃离长安，流落江南等地，每思及此往往痛恨不已。而安史之乱在韩愈等人看来，并非仅仅是藩镇将领作乱，更是联想到西晋五胡乱华，认为是戎狄乱华，因而在其文章中往往申张“尊王攘夷”之论。

此为陈先生对于古文运动与天宝安史之乱的看法。此一意见已经成为了研究古文运动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陈先生注意到了古文运动与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但是问题在于对于古文运动本身还是缺乏明确的解释。因此，在这里我还是就古文本身进行解读。

于今而言，无论是六朝骈俪之文，还是韩愈所倡导的古文，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古代文学，因此仅从字面上亦难以清晰区分六朝古文与韩愈古文之别。而仅就问题论，如果说六朝之文为骈俪之文，而韩愈为散文，则《昌黎集》中之《感二鸟赋》、《复志赋》仍为骈俪之文。仅以文体而论，则古今之别仍不明。

然就于韩愈《原道》之说求之，则颇能得其正解。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归于墨；不入于老，则归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

所谓今文者，乃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这是韩愈所认为的今学，而其所表现为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归于墨；不入于老，则归于佛。与之相反的则为古文古学。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

今文为黄老、佛道之说，其所言仁义道德，无非杨、墨、佛、老之说。因此，韩愈提出先王之教，乃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先王之教所载之文，即是古文，也就是他所说的《诗》《书》《礼》《乐》《易》。

由此可见，虽然陈先生提出了古文运动与天宝安史之乱有着重要的联系，但是对于“古文”本身并未有所发挥，因此鄙意以韩愈《原道》之文，而求古文之为何物。从而了解到古文运动，其实实质是在通过文章来发挥儒家孔孟之精义。从而我们不妨认为，从韩愈个体的角度上看，今文乃是杨墨佛老之言，而古文则是先王之教，即《诗》《书》《礼》《乐》《易》之文。所谓古文运动即是复兴先王之教，古代经典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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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伦

在韩愈的《原道》中，最为核心的就重申儒家的理念，即重新对仁义道德进行解读，使之能够区别于佛老的道德之说。而儒家学说中与佛老所想区别的就在于其人伦观，韩愈因此对此进行论证。

通过与佛老的对比，凸显出儒家人伦思想。前面我们已经论述了韩愈的古文观，直到其古文是指诗书礼乐易等儒家经典，然而他却没有陷入传统经学繁琐的章句之中，而是通过对于儒家经典的解读，直接得出了自己的看法，并笔之于文，使人们能够直接了解到儒家的人伦观念。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效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享。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韩愈通过对于仁义道德重新进行诠释之后，则立即对于儒家进行全方位的解读。他认为，儒家仁义道德、人伦观念，教化人民的教材是《诗经》、《尚书》、《易经》和《春秋》；体现仁义道德的法式是礼仪、音乐、刑法、政令。社会阶层应该是士、农、工、商构成，社会关系伦理次序是君臣、父子、师友、宾主、兄弟、夫妇，人民衣服是麻布丝绸，人民的居处是房屋，人民的食物是粮食、瓜果、蔬菜、鱼肉；人们都有仁义道德修养，都能自觉恪守儒家制定的个中社会规范。所以，用它们来教育自己，就能和顺吉祥；用它们来对待别人，就能做到博爱公正；用它们来修养内心，就能平和而宁静；用它们来治理天下国家，就没有不适当的地方。因此，活着为人处事合乎情理，死了也顺应自然。所以天神、祖先也感到十分舒畅，乐于接受人们的祭祀。通过上述描述，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韩愈对于儒家观念的解读，是建立在其人伦观念基础之上，从而将儒家经典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明确地结合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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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写作

这个问题看起来足够可笑和荒唐，但是却真实不疑，因为写作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件为难的事情。至少对于我来说正是如此，找不到合适的题材写作，找不到合适的问题进行阐述，诸如此类问题让我苦恼不已。但是，实际上我心中最清楚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在中国从马克思主义之后，仍旧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真理进行言说，但是现代化作为一个语言背景仍被人们所传唱，实际上我对此问题从来不感兴趣。当周围的人都是这种口吻之后，我就明白了这些问题的所在。语言的环境限制了我的发言，当周围的人都在用一种腔调发言的时候，你的语言总是无力的。

选择不同流合污，就必须保持沉默。因此，我应该听取老先生的话，将自己的表达更多集中在文字上，在现实中已经难以找到表达的对象，那么就将自己的思考转化成为千年传唱的文字，今生不能获得知己，那么就将文字寄情于来生。这就是三不朽之文不朽了。

对此我相信自己的思考仍旧是千年以来的回声，只是这个时代缺乏相应的回响而已。在很多人眼中，文字就能带来揭示，而在我看来，缺乏智慧的文字就是一种涂抹，让事情变得更加面目不清而已。因此写作就是一个必要的事情。这样才能让我能够超越这个时代，所谓不朽就是超越这个速朽的时代。

因而，这个时候，我最主要的工作不是在苦恼如何写作论文，而是应该考虑如何将自己的思考变成文字，传播出去。留诸名山也好，付之青史也好，这些文字我有自信。

在文章上，最为主要的就是思考，而承载思考最好的工具就是文章，而文章的好坏决定了思想的表达，而事实的确定，其实反倒是其次了。在文字上的考虑，这对于我当下来说却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就是如何表达，其实我已经找到了问题的关键，就是将自己的思考通顺的表达出来。

在强调格式的问题，这其实并不是问题的实质，而如何选择通顺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是我一直在考虑的问题。最近这个问题也获得了某种的解答，就是通过语言，也就是继续胡适的尝试，只是表达的内容与那个时代不相同。这个实践，唐德刚已经做得不错了，只是他的义理仍旧缺乏真实的感触，而在大陆里的文字还没有超越唐德刚、余英时的文字，这才是我努力的方向。

在历史、哲学这两门学科里，真正缺乏的恰恰就是修辞的训练，但是事实上文字的训练，从一开始就进入了歧途，写论文是无法完成文章的，通过文章表达自己的思考，这恰恰是我们的缺陷所在。因此，我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对此问题进行思考和实践。从这个方面的努力来说，我还是获得了某种成果的。毕竟对于文字的思考和文章写作的思考，对于我语言和文字的提高大有好处。只是在训练的过程中并没有意识到而已。

在用文字表达语言的过程中，我总是选择了排斥这条道路，也就是胡适白话文的道路，实际上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我并没有认真思考过。文言文八股文和论文都是形式主义非常强的文体，而且都是训练的对象。而事实上，我想推翻的恰恰就是文体背后所蕴含的对象。推翻论文背后的理性主义，推翻文言文背后的复古主义，而用语言表达文言文所能蕴含的道理，这条道路实际上探索只停留在翻译上，翻译文言文就正如翻译外语一样，并不能算是一种创作。

创作在于对于内容的理解上，才能做得到，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对于文本的生疏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在此基础上，我们的所有论文不过是对于前人论文的补缺而已。对于论文的学习，带来不了对于古典文献的阅读。我更加喜欢如何改变古典语言的形式，而能蕴含古典思想的文字，这才是我专注的问题。其他的所谓论文文体问题其实是一个伪命题。

在此基础上，我想写作恰恰就是一个阅读的过程，材料是现成的，而文字则需要我来思考和表达。古典思想并不比西方思想对于我们来说近多少，更多的时候我喜欢用文字表达我所看到的古代典籍，这个实践我已经讨论很多了，关键在于我如何表达的实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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