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15日星期四

在活着与存在之外——一篇书评的评论

         活着,这本书的题目就很有意思,换个外国词汇就是being嘛!而作者就是在对这个中国存在的评析中,探讨着价值重建的可能。我们是否能够像作者一样,把幸福寄予未来呢?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作者探讨了上世纪初西方世界哲人们对于重建价值的努力。逐一分析了胡塞尔尼采弗洛伊德萨特和海德格尔,并对之做出了相应的分析。最后,总结出价值的重建与回复是他们所努力的方向。 
   然后文风一转,便论及中国当代文学。并以余华的《活着》为例,着重分析了其在西方哲学影响下,开始反思重述被“现代理论”所玷污的个体存在的历史。提出余华在搁置了意识形态的语言后,开始独立的历史叙述。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其实仍然接续着对于余华小说的分析,只是分析的重点已经从对余华小说风格转向了余华重建价值的努力。作者随着对余华小说分析,谈到余华追问的结果是“活着就是为了活着”,并以老牛——富贵的晚年为最后的结尾——暗示了活着就是最好的结局。 
   而我们在看待这篇文章时,却不能仅仅以一篇书评视之。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虽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为形态,但其最终要的目的却是要追问存在——活着价值的建立。虽然,在文章的结尾,作者似乎同意了余华对于活着——存在的追问的结论,但是凭我的直觉感到,这样的结尾对于作者而言是不满意的。或者说,作为对于作者萦思梦绕的问题——现代社会的价值的根基究竟如何——这个根本性问题,余华只是在一个中国土地人的生活史的基础上,发挥了生活——直面苦难——活着的一个被动性的答案。这与作者的问题之间,其实无疑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而对于此,想问作者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对于中国乡土存在的追问与大师们对于现代性问题的追问之间是否是可以问题互换。或者说,西方现代性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普世性的问题,需要每个民族国家都得站在拷问台上。换一个角度,对于苦难的描述——判定,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的偏见,对于所有不同的生活与世界,现代性的普世是否是必然的?我不必追问历史的价值,但是否就能够以“现代”人的角度对其进行任意褒贬呢?苦难,可以是一种抛离了意识形态价值后的历史复述,但是谁敢说他背后没有一尊现代化的大神在后边,对其表示怜悯呢? 
  附记: 
   对于东方的形象,西方人的想象从何而来呢?毕竟能够来东方的是少数人。可是,为什西方会丑化这个遥远的民族呢?最近看一篇报道,一位在中国报道奥运会的记者,在坦白他对中国的想象时说道,对于中国的大多想象都来自于张艺谋的电影,某些作家的小说——一个落后、愚昧、“苦难”的形象。可是,我们一方面必须承认真实的中国,但另一方面你敢说这些在城市的“国人”没有对“遥远”“落后”民族的想象。其实从这个角度看,搁置的“苦难”,仍然是有所价值——值得“现代化”否定的价值。

附记之二:
          本文是作为对武哥论文的评论,而武哥也不断辨难,就产生了几篇相关的文字,来纪念我们珍贵的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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