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学与读书记

有人将中国古典学术称为文献学，或者目录学、校雠学，其主要的特征就是系统的读书记，或者是校对记，历史上有名的目录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以及四库总目提要等等。这些官修的目录书，或者存目而无提要，或者将提要系统组织起来。
在这种官修目录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读书记，或者序跋之类，这种序跋不同于现代书籍的序言，而是在阅读后写下的读书记，而这种问题在唐宋之后屡见不鲜。到了清代已经成为了独立的书籍形态——读书记。
前面我们区分了官修和学人自己的读书记，其实这两者的内容和形式是大体类似的。也就是说，读书人将自己的阅读心得积累起来，就形成了目录校雠性的文字，这些文字或者以校记得形式，或者以读书序跋的形式，但大体遵循着四库分类的方式。
这些大量的读书记对于我们当下有何启示呢？我想这才是重要的问题。对于我来说，将文献学独立出来，形成某种现代性的学科，也就很容易将这些文字当成现代学科的初始类型，但是细究下来，却发现决然不是如此。
古典时代的读书人，在缺乏文本的时候，往往以手抄或者校对的形式来进行阅读，在每篇抄录的文字和校对的文字后，写下自己校对和抄录过程中的心得，也就是读书记得雏形。这些文字汇集起来，成为某种独立的文体的时候，就形成了阅读的广泛性。这些文字就成为了后来者在阅读本书之外的一个凭借。
但是，是否这些文字就是最后的结论呢？由于阅读的人，在任何时代其实都是有限的，而更多的人都是缺乏阅读兴趣的。因而，在我看来后来的很多读书记不免有互相抄袭的嫌疑。但是，至少阅读本身是有阅读的经验积累的。
这些阅读的经验为我们后人阅读古籍提供了方便，但是也往往让我们深陷其中。阅读记本身就是读后感，而读后感是不能代替阅读本身的。而我们现在将其独立成为学术门类的时候，就很容易将读后感也成为了阅读的对象，或者就将梯子当成了目的。这对于古典学术来说未免有些荒唐。就如同，我们看了清代人的读后感之后，就不用再阅读经典本身了。这其实是一种误读或者误解。至少对于我来说，阅读本身是没有终点的，也就不存在某种最终的结论，而将读书记看成是最终结论的人，其是往往就是某种意义的独断论者——他们不希望在继续将阅读进行下去，因而确立了最终的答案。
阅读的结果是结束阅读，这听起来有些危言耸听，但是确实言之凿凿。当我们确立了某种既定的答案之后，这个学术也就停止了，或者说就没有人再继续阅读下去了。这是不是一件令人恐慌的事呢？我想是的，每个人的阅读就是将其封闭起来，这种阅读和思考模式，恰恰就是中国现代学术走向封闭的原因，而这个源头，恰恰就在于某些古典论者的结论。而这些结论，在我看来还有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