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学到文献学

经典应该如何阅读？这个问题，在当下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解读的方式，根据我们经学传承的历史的久远，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最近的一种解读，被清代人称为汉学，而我更习惯用现代的一种称谓——文献学。
经典由于传抄的问题，文献学始终是伴随着经学而产生的一项学问，而到了清人手中就愈发显得突出了。而清代人的学术研究的范式，也为今人对经典进行研究奠定了基础——考据式的先导。而清人如何看待经典，其实才是我关心的问题所在。
对于明代亡国的教训，明末清初的士大夫反思非常深刻，但总不外乎怪罪于政府或者怪罪于士大夫两种——这与我们现代对于社会和知识分子的批判非常相似。对比一下，国民党到台湾所做的工作，一是要将丢失大陆的责任推到胡适等知识分子的身上，一方面要重新组织政府。而怪罪士大夫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认为明代人空疏不学，也就是没文化，所以在面对底层叛乱和外敌入侵的时候，显得毫无办法。因而，“经学致用”就成为了清人做学问的一个首要问题。也就是读书要求与现实相关。
对此，面对新统治的满洲政府，这些士大夫将自己的学术，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当下，而是将其作为未来的考量。比如，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就是希望自己的探讨能够未来的政治构架提供思考的资源。而顾炎武所提出的经学致用的主张，更是以重新回归经典为主张，通过音韵学的探讨，为清代进入经典世界开辟了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黄宗羲还是顾炎武，虽然都将回归实学——经典之学作为自己的政治与学术主张，但是他们的目标是要求通过经典阅读回到现实世界来。通过对于经典的阅读，来达到致用的目标。
而清代的学者是否真的按照这个蓝图行事了呢？或许没有，他们更多的是按照前人指出的方法，投入到经典的文献学研究中去了。通过目录版本校勘的方法对经典的传抄进行研究。另一方面，通过音韵文字的方法，对于经典中的字句进行考释。还有，通过考据学的方法，对于经典中典章制度和器物进行研究。这些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据说，是为了将来人阅读经典的时候，能够得到一个可靠的版本和可以阅读的文本——从某种程度上他们和前代的学者一样都是为了将来的学者做准备。
通过他们认真细致的研究，他们得出了哪些结论呢？首先，抛开明代学者的空疏之外，他们认为宋代学者的研究也多是不实之词，而只有汉代学者才是经典的正确诠释者——开启了汉宋之争的序幕。其次，在深入研究的过程中他们发现汉代人对于经典的研究，其实也并不完全相同——有今文经说与古文经说的差异。随着，研究的深入，今文经说与古文经说分别拥有了各自的支持者和拥护者——也是彼此的批判者。
当今文经说的支持者，发现自己的研究对象，其实应该是整治活动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文献学者时，他们通过运用今文经说的知识推动其政治活动，为其政治活动提供依据。而古文经学者则认为这种活动，背离了经学——文献学的本义，因而不惜余力地对其进行政治性的抨击——但他们也并不甘心停留在书斋之中，也积极进入政治活动。
当今文经学者与古文经学者双双走出书斋的时候，书斋里深受清代学术——文献学——影响的年轻人，根据双方抨击对方的言辞，从而埋葬了古典学术本身。文献学从一开始的证实，走向了它的反面——辨伪。而他们称这种辨伪的活动，与现代学术合拍，从而开创了破而后立的现代学术。从方法上继承了前人的现代学术，但在研究内容上却抛弃了前人的研究——或者说回避了前人的研究——以前人的研究无法超越为辞，从而结束了两千年以来的经典学术。
为什么，我将清代学术称为文献学，而不是称为汉学呢？主要是由于，文献学是多种方法的综合性名称，由于它是方法论，因此他就不仅仅局限于经典的研究，而扩展到了其它的方面。比如，除经典之外，他们还利用这种方法对于史学进行研究，到了清末对于子学和佛学也利用的是这种方法。而随着现代学术的建立，文献学的方法从传统的经典学研究中解放出来，而在其他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都有他的身影——甚至到今天我们看到文献学研究的主要阵地竟然转移到了文学，也就是传统的集部。
经典学本身是以五部经典为核心，随着历史的变迁，将其中的经说也上升为经典，最后确立了以十三经为核心的经典学。因此，以这十三部书为核心的文献学研究，在清代近三百年的研究积累中，形成了《正续皇清经解》这套大丛书。
而我们今天对于经典研究的认识，究竟有多少继承了清代这么丰厚的学术遗产？或者，我们继承的只是清代人的研究方法——正如他们继承的只是明末清初大儒的方法一样。而他们辛辛苦苦研究，由于经典学的垮掉——这也是他们研究的遗产，而彻底被人们所遗忘，只记得他们的研究方法近乎于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