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零一月

无法描述这部混乱的电影，无论是从共和的建立，还是从五四的群情激奋，也许正如我的文章中的观点横冲直撞一样，电影的主题一样飘忽异常。虽然是主旋律的电影，但是这个主旋律之中明显有着不同的声部，每一个声部都有不同的主题。而我在看过这部电影之后，立刻能反应出来的恰恰却是其中的五四运动。

虽然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但是在七十年零一个月后，我有幸经历了一段相似的历史。一样的群情激奋，一样的奋不顾身，一样的爱国，一样的无视权力。

在这段时间中，我的生命看似与之无关，但是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那是多么伟大的经历，许多人的命运都因之改变了。就如同我的命运一样，很多人选择了走另一条道路——离开了命运本身的弧线。余杰在那个晚上下定决心要考取北大，等待他的是无奈的八年。

无论是年轻人不甘现状的怒吼也好，对于国家民族命运的忧思也好，他们选择走出校门，承担起本不该他们担负的责任。他们向政府请命，喊冤，直到政府将他们送进监牢。这种情节，曾经让我感动过，战栗过，也向往过。世界真的就是我们的吗？离开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已经过去了九十二年了，最近的那场运动也过去二十二年了，世界发生了很多改变 ——也可以说并没有本质的改变。

而最近这次的运动也许比九十年前更容易令人遗忘。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曾经用血换回来的果实，仍然需要用血来浇灌。但是从来没有结出健康的果实——直至今日也是如此。而我从一个热血的青年，变成一个旁观者，也许是我自己的堕落，更是犬儒精神的胜利。

鲜血浇灌的果实，并不好吃，流血成为习惯之后，我们称之为白血病。而我更多地在寻找一条精神的自我救赎之路——在这条道路上渐行渐远，离九十年前更加遥远，离二十年前也越加遥远。未来的道路，也许更加迷茫，更加混乱，但是却更加具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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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学到文献学

经典应该如何阅读？这个问题，在当下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解读的方式，根据我们经学传承的历史的久远，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最近的一种解读，被清代人称为汉学，而我更习惯用现代的一种称谓——文献学。
经典由于传抄的问题，文献学始终是伴随着经学而产生的一项学问，而到了清人手中就愈发显得突出了。而清代人的学术研究的范式，也为今人对经典进行研究奠定了基础——考据式的先导。而清人如何看待经典，其实才是我关心的问题所在。
对于明代亡国的教训，明末清初的士大夫反思非常深刻，但总不外乎怪罪于政府或者怪罪于士大夫两种——这与我们现代对于社会和知识分子的批判非常相似。对比一下，国民党到台湾所做的工作，一是要将丢失大陆的责任推到胡适等知识分子的身上，一方面要重新组织政府。而怪罪士大夫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认为明代人空疏不学，也就是没文化，所以在面对底层叛乱和外敌入侵的时候，显得毫无办法。因而，“经学致用”就成为了清人做学问的一个首要问题。也就是读书要求与现实相关。
对此，面对新统治的满洲政府，这些士大夫将自己的学术，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当下，而是将其作为未来的考量。比如，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就是希望自己的探讨能够未来的政治构架提供思考的资源。而顾炎武所提出的经学致用的主张，更是以重新回归经典为主张，通过音韵学的探讨，为清代进入经典世界开辟了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黄宗羲还是顾炎武，虽然都将回归实学——经典之学作为自己的政治与学术主张，但是他们的目标是要求通过经典阅读回到现实世界来。通过对于经典的阅读，来达到致用的目标。
而清代的学者是否真的按照这个蓝图行事了呢？或许没有，他们更多的是按照前人指出的方法，投入到经典的文献学研究中去了。通过目录版本校勘的方法对经典的传抄进行研究。另一方面，通过音韵文字的方法，对于经典中的字句进行考释。还有，通过考据学的方法，对于经典中典章制度和器物进行研究。这些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据说，是为了将来人阅读经典的时候，能够得到一个可靠的版本和可以阅读的文本——从某种程度上他们和前代的学者一样都是为了将来的学者做准备。
通过他们认真细致的研究，他们得出了哪些结论呢？首先，抛开明代学者的空疏之外，他们认为宋代学者的研究也多是不实之词，而只有汉代学者才是经典的正确诠释者——开启了汉宋之争的序幕。其次，在深入研究的过程中他们发现汉代人对于经典的研究，其实也并不完全相同——有今文经说与古文经说的差异。随着，研究的深入，今文经说与古文经说分别拥有了各自的支持者和拥护者——也是彼此的批判者。
当今文经说的支持者，发现自己的研究对象，其实应该是整治活动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文献学者时，他们通过运用今文经说的知识推动其政治活动，为其政治活动提供依据。而古文经学者则认为这种活动，背离了经学——文献学的本义，因而不惜余力地对其进行政治性的抨击——但他们也并不甘心停留在书斋之中，也积极进入政治活动。
当今文经学者与古文经学者双双走出书斋的时候，书斋里深受清代学术——文献学——影响的年轻人，根据双方抨击对方的言辞，从而埋葬了古典学术本身。文献学从一开始的证实，走向了它的反面——辨伪。而他们称这种辨伪的活动，与现代学术合拍，从而开创了破而后立的现代学术。从方法上继承了前人的现代学术，但在研究内容上却抛弃了前人的研究——或者说回避了前人的研究——以前人的研究无法超越为辞，从而结束了两千年以来的经典学术。
为什么，我将清代学术称为文献学，而不是称为汉学呢？主要是由于，文献学是多种方法的综合性名称，由于它是方法论，因此他就不仅仅局限于经典的研究，而扩展到了其它的方面。比如，除经典之外，他们还利用这种方法对于史学进行研究，到了清末对于子学和佛学也利用的是这种方法。而随着现代学术的建立，文献学的方法从传统的经典学研究中解放出来，而在其他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都有他的身影——甚至到今天我们看到文献学研究的主要阵地竟然转移到了文学，也就是传统的集部。
经典学本身是以五部经典为核心，随着历史的变迁，将其中的经说也上升为经典，最后确立了以十三经为核心的经典学。因此，以这十三部书为核心的文献学研究，在清代近三百年的研究积累中，形成了《正续皇清经解》这套大丛书。
而我们今天对于经典研究的认识，究竟有多少继承了清代这么丰厚的学术遗产？或者，我们继承的只是清代人的研究方法——正如他们继承的只是明末清初大儒的方法一样。而他们辛辛苦苦研究，由于经典学的垮掉——这也是他们研究的遗产，而彻底被人们所遗忘，只记得他们的研究方法近乎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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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真实

这些日子以来的生活，就像进入了隧道一样的过山车，忽忽悠悠又看不到头，这对于我来说，却是唯一的感受——不够真实！

就连刘小枫要来，这样的消息，对于我来说，也不过是个新闻而已，激不起任何的兴趣。这也说明，我这种心态和生活已经走入了某种死水的状态，不起波澜，不起风声。

虽然，该买的图书，也都买了。这对于我来说基本上也可以开始工作了。我未来的工作就是将自己购买的图书，全部阅读一遍，并对其中的精彩之处，记录并进行评述。这对于我来说，看似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但是，如果不这么做，就意味着我根本就与自己的生活远离了。

我看似读了很多书，但是真正的读书生活，还没有真正开始。每天都在这种生活中焦灼，在读书与不读书中焦虑，这种生活我已经过够了。我要将所有一切的顾虑都放弃，只有读书和写作两种工作需要去做。一是读书，而是写作。这两项工作才是我需要努力去进行的。其他的工作都是乱七八糟的工作。

我要从这种不够真实生活中解脱出来，我要走向真正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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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生活

这个题目是留到今天来写的。对于自由的问题，一向关注。只是，对此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述。至少到现在，自由对于我的概念，更多是独立和孤独。自由思考不是道德宣扬，当我面对道德和权力的时候，心中就不免有种避之不及的感觉，因而我决定还是独守书房，比较适合自己——也许，自由就是知道结果之后的选择。
对此，我不抱怨，因为我知道这才是我选择的道路，而那条充满了鲜花与掌声的道路，离我比较遥远，我选择的道路，是一条我喜欢而别人未必能走的道路。因此，我不能强迫别人也同样喜欢我的道路，因而独自一人的前行，似乎也就成了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这也不稀奇，容忍不了寂寞，又如何接受得了千年以来的孤独呢？
对此，我必须说需要回过头看看，自己需要的是更多的时间和认真的与书中世界进行交流，而不是将自己的时间无意义的浪费在与人的聊天上。我是一个不善于言谈的人，对于很多人来说，我的预言过于刺激，而接受不了，我也忍受不了闲言碎语的折磨。喜欢喧嚣的人，就让他去喧嚣，喜欢阅读的人，就开启阅读的生活。这一切本身就是很明确的。每个人有不同的路要走，就如同我要走的道路，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
因此，在我看来整个的道路，就是这样的清楚——我选择了一条自己喜欢的道路，至于对错无需别人来判别。因此，整个的道路上，无论是在北京的困顿，还是在花溪的清贫，都是我自己甘愿接受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我找到了某种宁静。选择他，就要接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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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究竟是什么？——哈斯金斯《大学的兴起》读后

按传统的说法，苏格拉底拉着柏拉图他们聊天的时候，就算已经算是建立学园了，后来拉斐尔的《雅典学园》更是加深了后人这一看法。但是正如孔夫子的广招门徒算不上现代大学的起点，雅典学园也算不上是大学的开端。正如哈斯金斯所认为，虽然希腊人和罗马人有高等教育，但其于大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们在法律、修辞等方面的成就迄今都很难超越，但这些教育都未组织成长期性的教育机构。（C1P1)那现代大学的起源于何时呢？
直到12和13世纪，在世界上才出现了那些我们非常熟悉的有组织的教育特征，包括由全体教师、学院、课程、考试、毕业典礼和学位组成的教育体系。所有这些，我们所继承的遗产不是来自雅典和亚历山大，而是巴黎和博洛尼亚。(C1P1)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了大学在12至13世纪的出现呢？在中世纪教会学校中所教授的仅仅局限于文科七艺——语法、修辞、逻辑、算术、天文学、几何学和音乐的一些空洞的概念，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教，这些就是所有课堂教学的内容。而正是在1100年和1200年之间，新的知识大量传入欧洲，才导致了大学的迅速崛起。
这些知识包括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托勒密以及希腊医生的著作，新算术、以及在黑暗时代一直处于湮没无闻状态的罗马法文本（C1P3）。除了有关三角形和圆周的基本命题以外，平面和立体几何方面的书籍，也源源不断从西班牙的阿拉伯学者手中流传到欧洲（C2P19)。而这些知识的传入，恰恰是文艺复兴最为基本的条件。而这些文本虽然从阿拉伯世界重新传回欧洲，但是如果不经过现代大学的知识启蒙的话，估计文艺复兴时期还会推后很久。
我们首先看一下，新知识传入后，一般大学里的教授情况。由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等文本的影响，导致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对逻辑学和辩证法的高度重视，而对于古典作品和通俗文学却是缺位的。这是由于信件和官方法案的写作一般在学校和法院讲授，许多教授——当时称为导师，在各个地方来回穿梭讲授这种有用的技巧。正如一位修辞学家所说，掌握这种技巧，“对于神职人员是随时要用，对于僧侣比较适用，对于俗人是一种荣耀。”因而逻辑学、修辞学更具有实用价值。
到13世纪，这些传授技艺的师傅们开始在一些大学、尤其是在意大利和法兰西南部的大学找到落脚点。他们到处推销他们的商品，其方式可与现代商业管理课程的自我推销方法媲美——时间短，实用，不会将时间浪费在学习那些不切实用的古典作家的作品上，所学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时髦的、现实的、随学随用！（C2P21）这样一些教师专长于学生作文的写作，而这又是让学生家长自愿掏钱的主要策略，他们的实际用途是立竿见影的。一位作者这样说：“我们今天的作文题目是：假设巴黎大学一个贫穷而勤奋的学生写信向他的母亲索要必须的生活费。“难道不是每一个在场听讲的人都可以肯定至少他已经找到了”切实的东西“吗？（C2P21）
而另一方面，与人们一般的印象相反，在中世纪的大学里，学习神学的学生相来说较少。因为从事牧师职业所需要得神学上的培训只是到了反宗教改革运动以后才开始。但并不是说教会不会对大学产生影响，当雅典与希伯来遭遇时，究竟是谁的真理的问题就凸现出来。这主要表现在对于教授知识上的自由问题，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学术自由问题。
很明显，这就像彼拉多对耶稣的审判一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于真理的设定。假如它是某种需要通过探索去发现的东西，这种探索就必须是自由而不受限制的；从另一个方面讲，假如真理是某种已经通过权威展示给我们的东西，那么它只需要进一步得到解释，而解释者必须忠于权威的信条。毋庸置疑，后者就是中世纪对真理概念及教授真理的理解。（C2P33)正如，我们当下的大学中，有的教师将信仰称为真理，而有些教师将怀疑当成通往真理的途径。而欧洲中世纪教皇格里高利九世则表示，不要让巴黎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们“将自己看做哲学家，而要让他们努力成为上帝的学者”。
从这里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大学是思想自由的所在，也恰恰是权力紧紧盯防的关键之所在。而如今，仍有部分学者将学术自由定义为信仰，这当然是他的自由。但是，不要忘掉他这种自由信仰的权利，是如何从残酷的权威手中夺取过来的。大学中需要有不同的探索真理的道路，但正确的道路并不一定通往信仰！
谈完大学里的教育之后，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当时的学生们。与如今大学生们一样，中世纪学生通信中最重要的内容是要钱。在一本意大利文的尺牍范本中，以为疲惫的父亲这样说：“学生的第一首歌就是要钱歌，没有哪一封信不是要钱的。”（C3P48）除了父亲的抱怨之外，我们还需要看看究竟是什么让父亲如此的疲惫，我抄录了书中的一封家信以飨视听。
致尊敬的主人A。问候。特向您告知我现在正在牛津刻苦学习。但钱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阻碍着我学习的进步，因为我花完您上次寄给我的钱已经有两个月了。这个城市生活费用很高，各种需求也很多。我要租房子住，要购买生活必需品，还要支付其他一些不能一一列出的费用。因此，我诚挚恳求父亲大人以上天的仁慈对我给予帮助，以使我能完成良好的学业。您应该知道，假如没有刻瑞斯和巴克斯，阿波罗也会受不了。（C3P48)
需要解释一下的是，其中克瑞斯是希腊谷物女神，巴克斯则是酒神，文章以吃饭喝酒来向父亲要钱，这已经算是文雅型的了。还有更为不堪入目，在一本奥地利的套话汇编中，一个学生写道，他就像处于监狱的最深处，吃的面包硬而且发霉，喝的水混和着眼泪，房间漆黑一团，黑暗伸手可及；而另外一个学生干脆就睡在草上，上面没有任何盖得东西，出去没有鞋子或衬衫，吃的东西令人难以启齿——编这些谎话的目的是想寄给他的姐姐，从她那里要一百块图尔城铸的钱币，两床被单，十厄尔的好布，所有东西都要在其丈夫不知道的情况下寄过来。（C3P49)这种形同乞丐的要钱方式，我想这也并不是个案，记得某位去日本的留学生，由于家中将钱寄送的晚了，于是在飞机场就拿出匕首捅向自己的母亲，这又不知差了好几倍了。
当然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学生们在学校中的学习状况了。学者们通过对当时学生的诗歌进行研究发现，学生诗歌的主题“并不都是狂饮、色情或渎神”，但很多诗都是这些内容，我们不要企望在诗歌中找到学术生活中一些更为严肃的东西。（C3P58）而当时的一位僧侣更是一针见血的写道，“他们希望浪迹天涯，遍访各处城市，但博学使他们变得疯狂；在巴黎他们学人文学科，在奥尔良他们学古典，在萨勒诺他们学医术、到托莱多他们就学魔术，但从来不学习行为和道德方面的东西。”（C3P52）
基于上述对于当时大学的描述，我们不免产生刻板的印象，觉得现在与当时的大学没有半点相似之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他们恰恰是我们现代大学的鼻祖。那么，我们从那些最古老的大学中汲取了哪些遗产呢？
  首先，它不是建筑物或者某种建筑模式；这种传承也不体现在教学的形式和仪式上，这方面当然也有一些偶然间留存下来的东西。
  那么，只有在制度方面，大学的传统菜式最直接的。首先是作为一种教师和过着共同求学生活的学生的联系组织的大学这个名称。其次是一种学习课程的观念。还有就是系，四个或者更多，有系主任，还有像大学名誉校长和校长这样更高级别的官员。学院就更不用提了，只要哪里有寄宿制的大学，哪里就有学院。大学的基本要素被明确无误，且毫无间断地流传下来。（C1P14-16）
  而事实上，大学的主业从来就没有变换过，即：培训学生和保持学习和探究的传统。拉希达尔是这样说的，中世纪大学值得荣耀之处在于“学问的神圣化”，但这种荣耀和幻想还没有从这个星球上消失。（C1P16）这恰恰是我们重新回顾大学兴起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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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书的乐与读书的苦

对于买书，这就是一件不得不说的事——对于读书人来说，书房总是一件奢侈的事情。而这个梦想在实现之后，我一直对自己说，是不是该清醒一些了。买书不是为了堆积书房，而是用来阅读。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道理，而事实上我看到的却是没有阅读的堆积。这对于我来说不啻是一个讽刺，毕竟以读书人自居的我，却是一个很久没有读书的人。
与买书时掏钱的痛苦相比起来，读书的困扰或许更多。在书山卷海之中，拼命寻找方向的我，又如何能够走出读书不如买书快的困境呢？主要还在于，阅读本身的速度，好像有人在后边赶着走，这种感觉实在让人不快。我在想，过去读书的乐趣都到哪里去了。更多人在说，现在是成年人了，不要为了兴趣而读书，而要为了生活去读书。其实，现在大学里那个学生不是为了生活而读书呢？那读书的乐趣究竟何在呢？
这对于我来说，似乎是一个谜题，很多人用课题和论文来彰显自己的阅读，但在我看来，这些阅读似乎急功近利或者媚俗太甚，那我的阅读究竟是怎样的呢？我始终拿不准主意。或者，阅读本身就是理由，我本身就需要一个写作的动力。似乎写作本身就是动力，而我的思考就是燃料。我需要充分将自己的思考进行燃烧，然后得到火一样的文字，而这些文字就如同蒸汽机一般，推动着我写作的步伐。三十岁开始写作晚吗？
这个问题似乎有些浮躁，但是我知道这个命题似乎只有我自己能够得出结论。我自己的文字是否因为一个文凭就可以雅俗共赏了？我没有这样的自信，也没有将自己的头衔进行炒作的能力。但是，我有一个书房，有一个可以阅读的环境，有一台电脑，有根网线，可以写作，可以思考。这一切对于我来说就是充分条件，因而我可以将自己的思考变成文字，而不用考虑他的后果。这才是我需要做到的。
思考是危险的，这是我对自己的暗示。但是，这么多危险的书，都可以出版，为何我的思考就一定是危险，而且是容易被禁止的呢？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进行这方面的考虑和努力，也就是说我可以进行深入的思考和阅读，而不要去管我的思考有多少问题和思考的据显示什么？问题等到写出来再考虑，文章写完之后，自然会有批评者和阅读者，总之不能自怨自艾，也不要自我封闭。
在看完这么多书之后，我还是在怀疑写作的可能性，在民国人们普遍认为写作赶不上晚清，在现代人看来，当下的写作也远远赶不上民国。其实，不在同一范式之中，评价标准自然难以统一，而写作也是一样。清代的写作更像是材料汇编，而民国的写作更多是洋泾浜和文言文的大杂烩，无论如何各个时期的文体，都存在着范式难以克服的问题，因而我想当下的写作当然可以继承，但是如果不考虑自己的思考与写作的话，那么文字仍然会蹈言之无文的覆辙。
购买图书，其实正是清代学者以来的传统，将图书购买回来之后，就开始用剪刀浆糊开始写作了，将材料和按语放在一起，就是一篇新的文字。怀特海看得清楚，说西方哲学是柏拉图的注脚。对于中国何尝不是如此，后边堆积起来的文字也不妨看做是十三经和诸子的注脚而已。当然了，很多人会不同意这些观点，我也不同意，毕竟我不是古人，也不是现代人，不会两边讨好，只能做一些搬运工，将古代人的思考，变成现代的语言，说出来，也许比你现在这个萎缩了的现代人的大脑更能给人带来某种启发。
其实买书的乐趣，在于读书，买书之乐与阅读之乐，哪个更值得追求，这个问题，始终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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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学与读书记

有人将中国古典学术称为文献学，或者目录学、校雠学，其主要的特征就是系统的读书记，或者是校对记，历史上有名的目录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以及四库总目提要等等。这些官修的目录书，或者存目而无提要，或者将提要系统组织起来。
在这种官修目录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读书记，或者序跋之类，这种序跋不同于现代书籍的序言，而是在阅读后写下的读书记，而这种问题在唐宋之后屡见不鲜。到了清代已经成为了独立的书籍形态——读书记。
前面我们区分了官修和学人自己的读书记，其实这两者的内容和形式是大体类似的。也就是说，读书人将自己的阅读心得积累起来，就形成了目录校雠性的文字，这些文字或者以校记得形式，或者以读书序跋的形式，但大体遵循着四库分类的方式。
这些大量的读书记对于我们当下有何启示呢？我想这才是重要的问题。对于我来说，将文献学独立出来，形成某种现代性的学科，也就很容易将这些文字当成现代学科的初始类型，但是细究下来，却发现决然不是如此。
古典时代的读书人，在缺乏文本的时候，往往以手抄或者校对的形式来进行阅读，在每篇抄录的文字和校对的文字后，写下自己校对和抄录过程中的心得，也就是读书记得雏形。这些文字汇集起来，成为某种独立的文体的时候，就形成了阅读的广泛性。这些文字就成为了后来者在阅读本书之外的一个凭借。
但是，是否这些文字就是最后的结论呢？由于阅读的人，在任何时代其实都是有限的，而更多的人都是缺乏阅读兴趣的。因而，在我看来后来的很多读书记不免有互相抄袭的嫌疑。但是，至少阅读本身是有阅读的经验积累的。
这些阅读的经验为我们后人阅读古籍提供了方便，但是也往往让我们深陷其中。阅读记本身就是读后感，而读后感是不能代替阅读本身的。而我们现在将其独立成为学术门类的时候，就很容易将读后感也成为了阅读的对象，或者就将梯子当成了目的。这对于古典学术来说未免有些荒唐。就如同，我们看了清代人的读后感之后，就不用再阅读经典本身了。这其实是一种误读或者误解。至少对于我来说，阅读本身是没有终点的，也就不存在某种最终的结论，而将读书记看成是最终结论的人，其是往往就是某种意义的独断论者——他们不希望在继续将阅读进行下去，因而确立了最终的答案。
阅读的结果是结束阅读，这听起来有些危言耸听，但是确实言之凿凿。当我们确立了某种既定的答案之后，这个学术也就停止了，或者说就没有人再继续阅读下去了。这是不是一件令人恐慌的事呢？我想是的，每个人的阅读就是将其封闭起来，这种阅读和思考模式，恰恰就是中国现代学术走向封闭的原因，而这个源头，恰恰就在于某些古典论者的结论。而这些结论，在我看来还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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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阅读与思考

在医院之中，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研究是否等于阅读，或者是否阅读就一定通向学术。如果没有现代意义的学术的话，阅读是否还能存在。这些问题这几天一直萦绕在我的心里。至少，我现在仍然相信阅读要远远比学术更加重要。

在阅读的过程中，寻找思考的命题，也许比在一开始就寻找论文题目的阅读看似没有效率，但是缺乏阅读的学术，本身就是一个检索机器。而事实上的学术并没有真正的展开。这是我对于学术的反思，但是在现在的学术界，似乎已经工业性质的学术研究，当成了阅读的主要形式。在这种形势下，没有学术写作的阅读都是没有价值的阅读。

其实，如果将阅读这样的功利化，其导致的后果，很容易就造成了写作的功利化，或者就是没有阅读的写作。这样的写作质量，就可想而知了。

在我看来，写作的过程就是对于阅读过程的进一步加深，或者说就是阅读的最终形态。没有思考的阅读，可能就是不充分的阅读，甚至是缺乏动力的阅读。整个阅读过程中，我们很容易找到了写作的对象，或者是对于书中的某一个观点，或者是对于书中某个片段的分析和思考。这样的写作本身才不是空洞的写作或者空洞的思考，而是言之有物。

对此，我想真正开始的思考和阅读就是从文本开始，到文本结束。无论写作的程度和思考的深度，本身都是外在的评判标准，而不是具体的写作对象。因此，我想最为重要的是要将阅读的成果转化成为文本，最终形成了思考的对象。

而这样看似枯燥的阅读和写作，最终形成了基本的写作形态，以文本为中心，而以文本为结束。中间经过了思考和阅读的加工。如果能将阅读和思考艺术地联合在一起，就很容易形成新的文本甚至就是思考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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