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的大学生涯，让我从一个懵懂的青年人，慢慢步入了中年——结束漂泊，走入生活。而就当我快要走入这种生活的时候，忽然买到刘先生的《拣尽寒枝》，在翻过前面短短的文字后，不禁回想起自己大学时阅读先生著作的场景——从美学到神学，从社会学理论到古典政治学，每次一转型，总能引起一片惊诧之声和骂声——这不正是拣尽寒枝不肯栖吗？
对于一次又一次的转型，我也曾经抱持不解的态度，也曾私下求教过先生，而先生在一次报告的结束时，曾经说过一段话，“我并不能代表真理，而是在不断探寻真理”——这使我对于先生的“学有三变”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并非是他不想停下来，而是追求真理的心使他停不下来。
说起来，对于先生著作的阅读，我并不是从最初的美学与神学开始，也非是从最近的古典政治学读起，而是从一本艰深的《现代性理论绪论》读起，这使我对于先生学术思想变迁，有着不同的理解。正如先生对于社会科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会让很多年轻人认为刘先生存有门户之见，而事实上刘先生当年不但对于社会学理论保持着浓厚的兴趣——编有四卷本的《社会理论文选》，还曾经亲自上过人类学的课程——在《双重束缚》的前言中，先生曾经回忆过这段往事。
一、从启蒙走向浪漫哲学
这段经历对于理解先生的思想变迁有什么作用呢？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先生早期的著作时，就会发现无论是从浪漫哲学的角度，还是基督教神学的角度，他都对于现代性理论保持毫不留情的批判——虽然是在讲述浪漫派和二十世纪的神学理论，而如果看不清他论战的敌人，就无法理解先生的创作意图——据说，美学泰斗李泽厚曾经说过，刘小枫才是我真正的论敌，需要认真面对。我们先假设，李大师是刘先生的论敌，那么他所针对的论题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对轰轰烈烈的八十年代有所记忆的话，那么就一定会对启蒙有着深刻的印象，而李大师最早的成名作恰恰与此相关——对于康德的疏解，那部《批判哲学的批判》据李大师后来回忆，认为是先于邓老提出了物质生产推动了社会进步。而这一看法，成为了李大师重新梳理中国美学与思想史的思想暗线。对于八十年代的年轻人来说，人人枕头底下都会有一部《美的历程》，可以想象李泽厚先生启蒙大师的地位绝非虚言。
而李大师恰恰是刘先生走上美学道路的引路人，否则刘先生也不会跑到燕园与宗白华先生结下了一段未解之缘。我们在这里会有一个疑问，既然他根据李大师的指点，走上了美学道路，那么他为什么不直接拜到李大师门下呢？这个疑问，随着先生的硕士论文的发表，我们得到了明确的回答。
在这部名为《诗化哲学》的小书中，他并没有按照一般美学研究生的轨迹，选择鲍姆加登和康德确定之后的路径，而是找到了启蒙运动有力的竞争者——浪漫主义者们，他们反思启蒙、批判理性，寻找现代社会的另一种可能。等等，你确认这不是在讲先生现在的立场吗？我确认，在近三十年前，刘先生已经开始在反思启蒙、批判启蒙理性了。就因为如此，据说他的硕士论文并没有获得专家们的好评，反而仅仅获得了良。宗白华先生为此劝导刘先生，你的想法现代学者还不能理解，理解还需要时间。（想想看，这个立场即便放到今天来看，仍然是争议颇多，前几日校内的茶杯风波，就可以看出时间的流失并没有带来时代的真正变迁。）
二、从逍遥到拯救
随着论文事件的结束，刘先生也结束了国内求学的经历，而走上了教学岗位——深圳大学。在八十年代短暂的从教经历，并没有减缓刘先生的思绪，而是紧接着大家最为熟悉的转型——走向十字架的真理。
这这个事件是由于一本书引起的，而这部书在八十年代后期引起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就是由于这部书，才奠定了刘先生在学界中的地位。这部书的主要内容和立场，据先生讲已经放弃了。尽管如此，我们仍是要回过头来，看看这部屡经删削的著作，究竟讲了哪些内容。
从研究德国的浪漫主义传统，刘先生并没有仅仅将视线停留在国外，而是迅速回到了中国自己的语境——寻找中国自己的浪漫派。从屈赋到老庄，由老庄再转向佛道，刘先生找到了中国的浪漫主义者。如果，文本仅仅停留在此，那么这部书也就是一部二流的“学术”著作。先生笔锋一转，将视角又带回到了西方。拯救——神学，成为了这一转变的主要特征——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走向了个人信仰。最为尖刻的并不是这部书的主题，而是刘先生在这个转型后的一个表达“我并不想用基督教救中国，这仅是我个人的任信”。
单纯从这句话中，我们已经感觉得到，刘先生对于当下启蒙哲人的反感和反讽——连自己的灵魂都拯救不了，还要对世人进行启蒙，这岂不是玩笑？
而在负笈巴塞尔之后，刘先生写下了一批二十世纪神学评论，从舍斯托夫到卡尔巴特，从舍勒到海德格尔，几乎所有他笔下的神学——哲学家们都对于启蒙哲学有着无比的厌憎。这也伏下了，他对于启蒙——人本论，神学——神本论的二分视角。当我们读到他笔下的卡尔巴特对于纳粹政权义正言辞的拒绝——神学就是神学，不为任何权力服务，就能感觉到他对于世俗政治与权力的批判，而这个批判就是基于神圣—世俗的两分法。
三、现代性的幽灵
终于回到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本《现代性理论绪论》了，这部书对于我之所以印象深刻，就在于书中社会转型的分析和文化大革命的反思。而这两部分内容，也成为了我进一步思考的基础。
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出一个问题——神学与社会理论之间存在什么关系，为什么一个神学博士会去写一部社会学理论的著作？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回忆一下前文提到的神圣—世俗的二分法，就很容易理解刘先生为什么对于社会转型非常感兴趣了。先生通过对于经典社会理论中，社会转型的论述，提出了从血缘、团契、宗法性的传统社会向契约、商业和法制性的现代社会的转型。而这个转型，背后就已经涵盖着宗法—宗教这样的神圣社会，逐渐向理性和世俗的商业社会转型。
而另一个令我感兴趣的议题，在于他通过现代性社会理论对于文化大革命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他通过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于平等—民主的现代性诉求出发，引出了打到官僚—封建统治这一合法性的诉求。从而分析出了后文革时代，正是延续了民主—专制这一文革就已形成的现代性理论模式，从而对于启蒙理性的反思，上升到了更为理性的层面。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个阶段，刘先生就已经接触到了施特劳斯——河北人民将施特劳斯学派的《政治哲学史》翻译了出来，而刘先生当时的评价是，不过是一个老学究而已。
九十年代后期，自由主义搭着市场经济的顺风车，飘然在中国掀起了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思想启蒙运动，至今还未完全停止。而与此同时，刘先生却选择阅读一位纳粹时期的法学家——施米特。通过对于施米特对于自由主义的批判和对于政治法学的反思，让刘先生避开了国内的这场思想“运动”——不妨看成文革政治“运动”的当下翻版，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形式并没有任何改变，而高呼口号的仍然是红卫兵，不过口号已经从“革命”改成了“自由”。
四、回归古典政治理性
刘先生从不讳言自己从德国的迈尔教授的著作中获益匪浅，据我理解，正是那本《隐匿的对话》，帮助刘先生顺利地进入了施特劳斯古典政治的思想世界——成为新世纪的一场精彩的逆势飞扬。
最近出版的《施特劳斯的路标》，恰恰也是刘先生十年来阅读施特劳斯的心得，从这五篇文章中，我们也可以看成刘先生的思想变迁轨迹。粗略地对这五篇文章进行归类，前两篇可以看成是刘先生初接触施特劳斯时，必须借助外援方能进入，无论是对于以赛亚柏林还是海德格尔，都是为了引出施特劳斯学术不得不进行的弯路。
而中间两篇文章，从发表的时间上看最晚，是最近一两年的文章。这时期，刘先生已经是独立对施特劳斯的文本进行独立分析，通过借助十年来的翻译成果，刘先生很容易驾轻就熟地对文本进行细节剖析。这两篇文章中，最引起我兴趣的是，刘先生—施特劳斯通过对于莱辛文本的分析，将古今哲人的视野展示给我们。
而古今之争与显隐教诲的分析，让我们回想起刘先生对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社会学理论分析，而这恰恰是递进关系，而并不是转折关系。通过对于现代性社会问题的反思，刘先生并没有轻易站在启蒙的一方，而是回归到古典政治理性，通过对于经典疏解，重新反思启蒙与理性的关系。
我们不必将这次转型看成是多么的意义非凡，无论是对于启蒙理性的分析还是批判，这些观点三十年前刘先生已经有了结论，还是对于古今之争的分析，二十年前刘先生已经有了结论。
那么，这次转型的意义何在呢？
结论 拣尽寒枝
正如文章起始处提到的，对于真理的不懈追求，才是刘先生学术思想不断变迁的主要原因。因而，他才有了拣尽寒枝不肯栖的感慨。
这种感慨，我也同样会有，只是方向不同，这是多年来，我看到了很多朋友，选择了各式各样的真理，当他们一旦筑巢搭窝的时候，就表明了自己真理在握的姿态，一副保护家园的样子来保卫真理。而我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是僵化的真理，或者是真理的僵化！
拣尽寒枝不肯栖，何处是归处，杨柳岸小枫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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