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有感

这一个星期的读书经历，让我受益良多，首先让我分辨出了读书与看书的差异，另一方面在重新阅读刘小枫等人的著作之时，发现自己并不是非常喜欢他的文字了，原来觉得他写得好主要是对于其文字的爱好，现在发现其实当时他的文字也许并没有多么深入，而是华丽的引用和抽象的思辨吸引了我的视线。事实上，他这种问题大大影响到了后来的学者，导致了现在学术文章的浮夸式的文风肆意流行。

在这里，我要对于这段时间阅读《四书》和《诗经国风》，这不同于一般的阅读，而是认认真真地进行诵读，这样让我感觉到了阅读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困难，而且阅读的感觉，让我找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感动，也就是我们平常夸夸其谈的材料，其实我并不熟悉。说真的，如果连材料都不熟悉如何进行研究呢？

在研究生阶段，写作其实都是在对于材料陌生的情况下进行写作，就正如刘小枫在《诗化哲学》和《拯救与逍遥》中那样的一种阅读方式，导致了看似阅读了很多材料，写出了很多的论文，但是认真看下来，就发现其实这些材料都不是我所熟悉的，也不是当时能够驾驭得了的。

有人会说，这样恰恰就是现在写文章的一种方式，你不必熟悉材料，只要将自己的想法和材料融合下来，而其自圆其说，那么就是好文章。于是乎大量的学术论文就这样被制造出来了。事实上，我对于写作这样的文字深恶痛绝，也决心不这么写文章。

因此，我花了大量的时间进行写作，将写作与自己的思考融合起来。但是，我知道这样还远远不够，至少到现在我还没有真正的一篇自己的文字写出来。事实上，我自己也是一个懒惰的作者，有很多的想法，但是却懒于写作，将其变成现实的文字。在我看来，这样的想法就是用来挥霍的。为了不再挥霍所剩无几的青春，因此如何将自己的想法变成铅字，这是一件让人费脑筋的事情。对于我来说，其实也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毕竟现在对于写作来说，我并不怵头，而是如何写作的问题。

现在的我其实在文字写作上，信心其实是已经有了一些，只是霜刃未曾试而已。不知道拿那个题目进行试刀比较好，但是我现在完全可以将自己的想法通过文字进行书写，这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了。至少说，这一年来的抄书和写作的功夫并不是空的。因而，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应该找到写作的对象和写作的论题。而在写作的过程中在，找到一种写作的灵感，在写作中，不断去思考在大脑中形成和已有的材料和想法，将其变成合适的语言表达出来，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是一句令人困扰的事情。但是在我的阅读和写作中，我慢慢找到了写作的一种感触，这是一种令文字找到方向的感觉。

在王铭铭等人的刺激下，我想过自己，原来以为很轻松的事情，却没有一件事情是轻松应对的。我应该如何开展自己的工作呢？自己面对的究竟是怎么样的未来呢？我想这一切都是值得探讨的事情。其实文字的衰落，代表着文字垃圾的出现，而在文字垃圾的时代里，你不应该逃避自己的指责，而是应该积极回应这个时代的问题。比如，我应该用怎样的文字来面对这个世界呢？而且如果说文字是一个过程，那么我应该庆幸自己还可以用整齐和直观的文字，表达一些别人所未曾思考过的问题，这样的文字对于我来说还是可以完成的。至少到现在，我对于和阎平凡、张学涛和张老师的交流发现，自己的思考其实完全有能力和有价值进行发表，而不是自己思考的毫无价值。

因此，为了不仅仅停留在自己的口头上，而是应该将其变成顺畅的文字，然后将其发表这才是我应该进行努力的工作方向，而不是面对这个时代的问题退避三舍。将其作为自己的努力方向，看似有些复杂，但是我仔细想过了，在人们对于简单问题失去兴趣，寻找那些偏僻材料的时候，对于那些本应该熟悉的材料，却失去了熟悉感。因此，将文字变成一种轻松可以理解的文字，这是对于我工作的要求，也是我自己生活的把握。不要用深奥的术语，不要用概念将自己缠绕，而是应该用轻松易懂的文字，将自己的阅读和思考写出来。

说真的，我还是挺喜欢看那些励志的书，比如什么人性的缺点和推销员之类的书籍，在其中我能找到某种宽慰的想法，在这种书中我能够开始好一些的工作。在文字和写作中，我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书斋中，我能思考天下的大事。在阅读中，我能找到与之交流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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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贵自立

本来轻松的心情，让这样一个帖子败坏掉了。说真的，我也并不认同什么国学设置，就正如名与实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至少，对于我而言，读书只是为了读书，并不是为了学术。今天，阅读下来的几本书，都给我这样的一种印象，就是学术是一种奇特的学问，至少他不是一个可以分享的学问。因此，在这些书中，我看到的是一群知识分子在笔下的顾影自怜，而缺乏真正文字和心灵的悸动。

不过说回来，今天的阅读其实还是挺舒服，至少没有什么让人难受的东西，除了那些诗歌赏析和大段的古文，让人生生觉得难受。因为，文章的洗练是需要时间，而文字是可以看得出心性。在文章中能找得到文字中的人性来，因此文章就不能不小心了。

在桑兵的《民国学术》中，处处透露出他是可以和民国大佬同一境界的感慨，时不时迸发出此世难寻解人的叹幽。说真的，这些文章除了将民国遗事重新翻建出来之外，对于真正学术还没有入门，他只能当民国遗老的传声筒，却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在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得出学术史的变迁，却看不出历史。他引用了这么多的著作，却将抗战时期的学术付之阙如——这么一个将历史和学术连接起来的节点，在这部书中竟只字不提。这也就罢了，谈民国学术除了陈寅恪、胡适、章太炎、傅斯年这几个人之外，就根本不了解其他了。

在这里，我想插一个小故事，一个美国学生向钱穆先生请教康有为，钱先生列了一些书目——今文经必读书目，那个学生也向钱先生展示了他搜索的材料——全部是康有为研究的二手材料，钱先生说了句，还是回过头好好读读书，那个学生就再也不露面了。就正如，如果想要评点近代学人的话，至少不仅仅要将他们之间的相互批评拿来看，而是要看他们是如何开展研究的，也就是必须要懂王国维的上古史、陈寅恪的中古史、章太炎的小学，如果不能进入专门研究的话，那么对于其学术的评论，更多应该是隔靴搔痒而已。

对于李欧梵的书，说真的我是很爱看的，就如我爱看余英时的作品一样。也正如我喜欢他们的文字，但是对于他们文字后面透露出的那些想法，却无法接受。说真的，还是喜欢看李先生和新欢的文字，处处显露出《浮生六记》的影子，然而又有现代人的感触，虽然清淡，但是却又弥足珍贵。

在其他两部集子中，我看到的不过是那些赴美留学生以及英文系学生的缩影，而李先生不过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已。在学术上，李先生的文字透露出的更多是欧美大学的叙述训练，而谈不上中国情怀，在理解中国上，正如其自述中所提到的，除了面孔是一个中国人，其内心已经是全部的西化了。只是因为懂中文所以在西方大学中谋得一个教席讲述中国历史和文学，但是说真的这些对于我来说无非是呓语——去美国读中文和历史，也就这个荒唐时代的缩影，而我们却无法笑得出来。

但有一点值得重视，就是文字清晰可读，这在众多的学者之中，也是佼佼者了。中国学术中缺乏的不是专门的研究者，而是能够将中国学问娓娓道来的人。可以说，传统的学者可以将古典问题熟记于胸，但是却无法用系统清晰的语言表述出来，也不习惯用逻辑和理论来表达自己的思考。因而，出现了很多的学者，却不是好的教师。而好的教师，就正如李欧梵这样的学者，很重视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他们的思想无论多么的肤浅和浅薄，但是文字却能吸引众多年轻人的重视。在这点上，胡适也许说得上是美国留学生的老前辈，而美国这些留学生其实很大程度上都在文字上得益于美国大学博士的训练，在文字上极为考究，而写出的文章也是非常耐人寻味，因此拥有了大量的支持者。

说到这里，今天还读到了哈罗德布鲁姆的一本小册子，是属于那种美国大学生写作文的参考书，比如上美国国文课的时候需要写作文，那么找一个好题目就非常重要，而布鲁姆的书就是为这些学子准备的。整个一部书，看似是老先生对于一部部文学作品的品评，但是仔细读下来就发现这些文字是为了年轻人写论文引用用的。因而，我很不厚道地想到，这岂不是也是指点后人门径？从这个角度上看，发现原来东西方的思想关系其实也是非常的雷同。

晚上，再看了几个帖子，心中愈发的苦闷了，或者本身我就是一个乡村野老，也无心于中原争胜，只在青灯之下，苦读终老而已。像我这种学无师承，文无点墨之人，妄谈学术可能还是比较狂妄。钱先生的学术一直能够给与我启迪，重要的是他的文字有一个耐字，能够耐人寻味，而且能够指点读书门径。说真的，对于那些在文字上争胜的事情，自己心也淡了。最终能够自立的学问，应该问自己，是否能够用时间将自己的学问建立起来，充满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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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视经典

在面对浩瀚的书海的时候，每个人都会由衷地感慨知识的无穷，但随之而起的就是对于知识的膜拜和颂扬。这是一个传统，在学院中都会将这作为一个传统，让每一个学生都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与无助。

这当然有助于学生们摆脱无知傲慢所带来的态度，但同样也抑制了人们对于知识的探求，毕竟人生有限，而知识无穷，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人们选择低头膜拜就足够了，至于探究书本中的奥秘，就等后来者再说吧。

对于经典的颂扬，直接导致了人们对于经典的疏离，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色。过去，作为考试的教科书，经典必须阅读和背诵。而到这个时代，早已将经典淡忘了，一方面人们选择漠视那个无用的传统，另一方面人们还选择敬而远之，将其供入神殿，但是与我无关。

这样说起来，我们无论多么赞颂他，但他依旧远离我们的生活，就更谈不上理解了。我们的理解建立在现代人的评论的基础上，我们只要了解现代人的评论，就足以称得上是了解经典了。因此，这个时代的学术可以说是经学，但是却不能说得上是经典之学。他们更加关注于后人对于经典的评论，而不是经典本身。

这样的一个处境，让我想起了《韩非子》中关于买椟还珠的寓言，我们经常将盒子留下，而将珠宝还回去。也许，在现代的经学家眼中经典的价值还比不上后人的解释与评论。因为，评论是建立在阅读经典的基础上的，没有阅读就不会产生评论，但是为了简单获得对于经典的理解，抄袭现代人的评论就是一条捷径了。

而对于经典的膜拜的心态，也阻挡了我们对于经典的理解，事实上真正将经典作为朋友来看待，也许才能真正理解经典所蕴含的意味，而将其封存在圣言圣训的牢笼中，就难免变成了拾人牙慧的重复。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出清代人所做的经学很大程度上就是在翻开古人的坟墓，找到两汉魏晋的经解，然后进行训释。在他们的书中，我很难找到他们是如何理解经典本身的意蕴，而看到更多的是集释，也就是将古人的话汇集起来，作为经书的解读，事实上不同的解释放到一起，并不能得出清晰的答案。

从现代文献学的角度，可以认为他们保存或者辑佚了大量的史料，但是对于解读经典本身来说，却缺乏统一的说明。这对于经典本身而言，其实是一件悲哀的事情。经典被汗牛充栋的经说所湮灭了，人们无暇去阅读这些经说，是不是就不能理解经典本身呢？我一直对此有很大的怀疑。整理材料看似比解读经典更为重要，但是我却不理解为什么他们可以花力气去找别人的解释，却无法用清晰的语言将他们说出来。

事实上，任何时代都需要对于文本进行解读，就正如我们需要向古人学习一样，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吸收，那么学习是没有效果的。在清代经学成就据说非常大，但是我们要看到正是经学的发展，导致了现代人面对汗牛充栋的《皇清经解》，却无法去阅读经典本身。

难道除了研究型的阅读之外，经典就不能平视阅读，或者跳开研究，我们就不应该去阅读经典？这也许是现代学术的偏见，或者我们应该真正将经典放回到文本之中，然后开始阅读，看看是不是真的读不懂，还是我们本身缺乏阅读的勇气，甚至是内心中缺乏阅读经典的动力。

这个时代有很多谎言，比如研究，就是一个巨大的谎言，我始终对于研究这样的概念表示蔑视，当小脚、奶妈都成了学问的时候，却对于经典保持漠视的态度——因为无法研究，或者无法写论文，不能出成果，所以就不应该阅读经典。这就是研究者们口中的谎言，而这些谎言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恶真理，没有价值就不用去做。因此，经典淡出我们的生活也就是一个必然了。

在我们的生活之中，缺乏阅读的勇气，正如我们缺乏阅读的乐趣一样，所有人都将写作视为阅读的结果，但是从来没有考虑过，写作对于阅读来说可能是一个潜在的恶杀手。当没有写作价值的时候，阅读还存不存在。究竟什么是具有写作—阅读价值的作品？多数人的选择是别人没有看过的材料和文献，但是对于人们熟悉的材料和文献，就可以漠视之。久而久之，我们应该看似熟悉的经典就这样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之外。

而事实上，这些经典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缺乏的精神——高贵、典雅和文明。当我们选择了野蛮的时候，就是拒绝了文明。而这恰恰就是这个时代的文化走向，大学里弥漫的不是高贵的读书声，而是卑鄙的窃窃私语和毫不掩饰粗俗的叫卖声。

平视经典意味着我们要从平实处走向高贵，而不是将高贵锁在尘埃之中。拒绝经典就是拒绝文明和高雅，就是选择野蛮和低俗，这恰恰就是现代大学的真相。在大学中重新阅读经典，正是回归文明的最基础的一步，他决定了未来文明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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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无文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句千真万确的真理。在我看来，写作本身就是一件令人著迷的事情，正如我在进行敲字的时候，总是忍不住遐想，为什么我会选择了历史，而不是选择文学或者其他比较容易的学科。后来，想清楚了就知道了自己的目标究竟何在。

因为，过去都是相信现将问题搞清楚之后才会去写文章，后来才知道文章并不是一定要将问题全部解决清楚，而是要将文字变成一个明确的论证过程，这样以来就和过去思考问题就不大相同。在语言中，论证可以相对简单和模糊，但是在文章中就需要简练和清晰的逻辑进行写作，这样的文字就需要一种比语言还要清晰的锻炼。

在这里，我想说明的是，其实我并不缺乏协作的题材和写作的思考，但是缺乏的是写作的实践。在过去写作就好像一个梦魇一样，但是实际上我现在并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更多的是对于文字的不自信，如果不写作就不可能积累写作的经验和写作的手感。因此，我还是需要将自己的思考与文字融合起来。这样对于我来说，就非常的重要了。

在马国君等人的劝告下，我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费方式，在这里我有清晰的思考模式，也有明确的写作论题，主要的是将自己的写作论题，用准确和清晰的文字进行记录，这是我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因此，我在这里将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说成为我现在需要面对的实际问题，其实也就是如此了。

对于写作而言，其实我现在的手感非常的好，写作信心也开始慢慢恢复，主要是如何进行投稿，我还没有什么经验。我要依靠阿萍对于我的支持，但是现在看起来，其实并不这么简单，重要的是我要将这些文字变成铅字进行发表。现在我说的话已经够多了，思考已经成熟了，写作就要将思考变成成熟的文字，将自己的思考的问题写下来，供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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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笔记录下心情

从昨日到今天，我的心情一直并不是很愉快，从打来电话的那时候开始，一直到晚上开始吃饭，就感觉到一直有什么不对劲，好像一切都是对着自己来的。当然，我知道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遐想，但是身心中的不对劲，已经非常明显地体现出来了。

在文字上，我能进行一下吐糟，毕竟这是我的地盘上，为什么万事万物就感觉到不对劲了呢？想想看，可能还是有些问题存在。过去没有注意的问题现在全部爆发出来了。

首先有些事情需要考虑，第一个要集中精力把一些文章写出来，第二个要考虑的事情是，不要想太多的问题了，而要将这些问题表达出来，用文字进行表达，然后找到问题的解决之路。现在也许并不是阅读时间，而是写作时间了。

最为不舒服的是，很多事情才发现自己的人缘是如此的不好，当然来的人远远是超过了预期，只是在我看来阿萍和我在对于事情的处理上还有很大的欠缺。在这一点上，我还是有所谨慎和小心。

在北京我不努力做事情，还有情可原，但是到了贵州还是这样就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在贵州这样一个地方，就是蛮荒之地，大家不再看重世家，而是更加看重实力和斗争的能力。因此，在这个地方如果想要站住脚跟，第一个就需要增强自己的实力。而我在这一点上还有些懵懂。不过，在写作上，我现在已经克服了很大的问题，对于问题的梳理，近本上也已经清楚。关键就在于如何制定写作计划，和完成学术目标了。现在对于我来说，很多文章并不是不能写，关键是如何集中精力将自己的思考写作出来。这样才能将自己的学术更好得表达出来。

看样子，在贵阳和周围环境中，我不一定能找到对话的对象，那么我就将我的思考转化成论文，向省外投稿。当然我知道写作的困难并不是如此。但是，另一方面我相信一些基本的问题，就在于如何将思考转化成为何时题材的论文。

现在值得考虑的问题在于，第一如何写稿，第二如何投稿。在去年的时候，阿萍和我在毕业前突击论文的时候，还要靠不同刊物的论文格式问题。因此，我想是不是先写一批稿子，然后根据不同刊物进行专门的修改。这样可以精确地进行论文投稿，而解决一稿多投的问题。

另一方面，要坚持自己的学术路径和思考方式，说真的我对于自己的学术观点有着相当的自信，在这个时代里，我能找到历史中的脉络感和学术本身的优势所在。时间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优势，因为年轻而且有思考，那么我就不应该对于自己失去信心。而且对于我来说，写作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且好的稿子，我自信也能写得出来。

对于写作本身而言，我想最为重要的是一个用功的心态，对于问题锲而不舍的精神。在我身上并不缺乏对于学术的信念，而缺乏的是对于研究的信心。当然，在我看来最为值得考虑的问题并不是自身的荣辱，而是是否投入了精力和精神对于某项工作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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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经典

对于有些事情，开始有些感触了，实际上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对于某些经典我并不熟悉，过去读过，但是还不能将其中的意思认真地阅读出来，更多的是参考阅读，这与读书还是不是一个概念。因此，现在最紧要的问题在于，我现在开始如何认真地对于这些书进行阅读。

在过去，长时间忙于学业，为了文凭而读书，今天我自食其力了，那么我就要对于我自己和学生负责了。我不能让我的后半生和学生们失去了理解传统和经典的机会。我非常感激我的老师们，在上大学的一开始，就将经典带入了我的生命，在他们的努力下，我开始阅读各式各样的书，到现在为止，虽然阅读了很多著作，但是我心中清楚的是，并没有什么经典是我十分熟悉的，更多的是我自己的阅读性的书籍。在这里，经典和书籍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古书和现代人的书之间的价值是王权不一样的。

因此，我想自己最为重要的是，与古代的大师比肩，将自己的心智放到古书的阅读上，这样才能将我自己的学术提升到与古人同一 境界上去。在这点上讲，我非常佩服过去的古人，他们能够迅速理解过去人所言所讲，而我现在必须将自己重新开始自己的阅读生涯，而且必须克服一些现代人的心里负担。

在这点上讲，我想自己可以做很多事，比如我将自己的阅读分享给大家。说真的，这个年月里，真正能够读书的人已经不多了，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大家都是在做一些拼抄的工作，而事实上如果没有长时间的阅读，是无法将阅读的经验转化成为写作的经验的。在这点上，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因为，写作这个东西比阅读看似要复杂，但是写作的内容却大体来自于阅读产生的思考。这些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想自己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进行阅读和思考。在这点上，没有人能够对我进行指责，但是我却无法解决自己心中的一些困难。比如我无法进行现代人的论文写作，也无法进行某种投机性的工作。那么我就是不是被所有学术界所忽视？

在这点上讲，与许多非常优秀的老师进行交谈后，我发现自己的思考并不是已经失去了价值，而是自己缺乏对于经典的熟悉，和对于语言的控制。在前一点上，我开始对自己进行要求，让自己开始阅读经典及其进行写作，对于第二点我想这是我今年一年来所进行的工作。每天我都想要进行写作训练，但是说真的，面对文本的时候，我往往是一片空白。这说明我的写作经验还是相当的缺乏，另一方面也说明我缺乏驾驭文字的能力。

对于典籍和文字的训练，我每天都在进行，看似枯燥无味的工作，但是每天我都能感觉到一种新鲜的快感，就是对于写作和阅读，我的心里越来越感觉到快乐，而不是痛苦，在北京写作论文式的痛苦，在这里完全感觉不到，而写作的爽快和幸福感却能逐渐提升起来。在这种环境下，我想自己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和使命，这就是让我锻炼成为一个新的人物，而不是随波逐流的死尸。

上午，跟W哥的交流，让我感觉到了人生苦闷的相似，如果一个拥有灵魂的人都会感觉到痛苦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克服他。对于W哥来说，重新设立一个目标——考博，就是对于现在生活的挑战，如何应对随着而来的困难，我相信他一定能用勇敢来迎接。而我则有另一种苦闷，就是对于学术的发展，在阅读施特劳斯之后，发现古今之争的实质，就是在于礼制，也就是在于君子小人之争。而对于现代社会而言，运行的法则就是小人功利性的法则，而我则必须面对这样的生活。如果我主张恢复古礼的话，就会遭到周围学者和朋友的打击。当然，学生们有部分人会接受我的解释，但是大多数人还是会接受现代人的解读。

对于传统的理解，只有站在了古代人的视角上，才能真正理解经典中所蕴含的道理，而这恰恰被现代人所否定。因此，我想在要做的工作就是恢复古代经典的信心，从而进一步进行某种工作。这种工作就是要将古典性的视角，恢复到阅读经典之上。在这点上，我想自己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去做。如果天不上斯文，我将以有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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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史讲义之一

1、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伊尹、颜渊，大贤也。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挞于市；颜渊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违仁。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

「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这三句话直传到今天，传诵了近一千年"今天有人的名字叫「希圣」，有人叫希贤」。你们读书要懂得读书外之意，「士」下面还有农、工、商普通一般人"。你们要懂得在这种地方用思想，至少读中国书，讲中国道理，要懂中国读书人怎么读法的。现在我来补充这话。我们一个普通人，只要暖衣足食，不饥不寒，生男育女这就够了。禽兽也要吃饱传代，这些不在我们讲的志学」之内。原始人五十万年、一百万年到今天，大家有东西吃，传宗接代，不然怎会有我们呢？这样一想，才知我们今天要做学问，若仅为谋职业、谋衣食，没有意思。要有「志」，应该以士」自居，不能以普通人自居。要立志学做贤人，否则你为什么一定要进大学要做学问呢？讲过，「食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我们做学问，是要让一般人有得吃有得穿，不是为自己谋吃谋穿。所以士要希贤，贤要希圣，圣才希天，一级一级地努力向上。这种地方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大不同的所在。中国人分等级的。西洋人小孩生下就要受宗教的洗礼，直接上帝，就变成「人希天」了。西双方不同，所以宗教在中国是难成的。周濂溪举出伊尹、颜渊两个大贤。伊尹处在那个时代，上面的政治领袖不能做到尧舜，以为耻；下面只要有一个人没有吃、没有穿，就像有人在大街上打了两耳光般，受不了。此意从那里来？从来。不迁怒，不贰过。普通人生气，生这事的气会转到另一事上，生这人的气会转到另一人身上，这叫「迁怒」。人总有过失，同一过失犯了再犯，叫「贰」。孔子说只有颜渊能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违仁"」这需要很大的修养工夫"每个士立的志荽像伊尹，做学问要像颜渊。伊尹的志是向外的，的学是向内的"学问傲在人的心-上，靠则立在整个国家社会、世界人类。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这两句话，也是传诵到今天。从前的读书人，不一定读理学家的书，可是普遍知道这两句话是周濂溪讲的。所谓立言不朽」，这是我们国家民族宾贵的传统文化"今天一般的大学生知道这两句话的恐怕很少，知道这话是谁说的更少了。孟子曰「伊尹，圣之任者也"」要能恪负责任。其实床朝就有这样的人"范仲淹为秀才时，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道就是伊尹之所志，所以后来人认为床学第一个开山的人是范仲淹"学颜渊之所学，则要讲到胡安定了"一个是政治家，一个是教育家"胡安定后来到太学做老，出个题；「颜子所好何学论」，叫大家作文章。当时一年轻学生就是程伊川，写了一文很得胡安定的赏识，胡安定就请程伊川做助教。好学一字，出典在，鲁哀公问孔子你的学生中间谁最好学」？孔子说只有颜渊可算好学。已死，现在没有人了。程伊川这篇文章，直传到今天。一部书挑出颜子、伊尹两个人"实际上在周濂溪稍前不到三十年，就有这两种人，就是胡安定与范仲淹。可见一个社会文化的进步，不是一天的事。百年树人，前面有了胡安定、范仲淹，后面才出周濂溪。我想周濂溪讲「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的脑子里就有胡安定与范仲淹。“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这话不容易懂。我们学伊尹、学颜渊，学过了头就悬圣人了，要下多少工夫去学呢？从颜渊进一歩就可以做孔子，但是孔子与颜渊的差别在那里呢？我们要下多少工夫才能了解呢？这只能知道有这样一个境界，不必立刻要懂，事实上也无法立刻懂"在社会上甚或在历史上，能有几个颜渊，几个伊尹？我们学到伊尹、颜渊就是贤人，学不到颜渊、伊尹，可以学做一「士」，也不失于令名。譬如诸葛亮淡泊明志，高卧隆中，有一点像颜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又有一点像伊尹。诸葛亮虽不能与颜渊比，不能与伊尹比，但也不失为一大贤。

2、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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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六经皆史”

经学乃史学，这是进入钱穆《经学大要》的钥匙，这句话来自于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在这部经学著作中，他放弃了一贯的著作式写法，而是直接将讲课录音整理出来，在这部书中能够直接进入到钱先生对于经学的认识之中。

在这部书中，我们必须知道他在对谁讲课，也就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间，对什么人。这些材料在书中都有记载，在书中也略有提及。这是钱先生八十二岁高龄，在台湾素书楼中，对于年轻的学生所做的经学讲座。整整三十二讲，用了一年的时间。

在这部《经学大要》之中，钱先生在第一江中讲述了这堂课的来由，从大同讲起，将到康有为和章太炎，从今古文之争，讲到台湾的孔孟学会提倡读经。文章一转，将到读经与尊孔之间的问题。他从方东美将《易传》代表了孔子思想讲起，然后随即讲到《六经》与孔子恐怕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他认为自己的经学大要，并不是单纯地讲经学文献史，而是将经学与历史一并讲起，甚至可以是以经学为中心的思想史、文化史。这样的讲法，与近代以来的经学有着根本的区别。近代以来，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导致了学术集体走向史学研究，将过去的经学、史学、子学，文学，统统转化为经学史、史学史、哲学史和文学史及文字学史。另一个转变就是将经学的地位下降成为史学研究——考据辨伪。前者形成了大学中的概论性课程，而后者则成为了中国人文研究的范式。

钱穆先生晚年却跳出来，讲经学不能仅仅讲述经学文献本身，还要将到它与历史的联系。在这点上，仍属于民国以来的化经为史的传统，但是又有所区别。很多人就是将四库提要中的专门类直接变成了专门史，但是钱穆先生却与之不同，将文献与历史打通，提出理解历朝历代的经学，必须在历史中进行理解。这种说法与后来剑桥学派的思想史研究有着近似的看法。但是，钱穆先生的说法并不仅此而止，而是将经学研究转化成为了经学演化史。这需要我们分别进行讲述。

在讲解秦汉学术的时候，钱先生特意将章学诚的家言与古文对举，以此来解读孔子将古文传授至民间，而战国诸子蜂起，而至汉初，儒生通过帮助高祖建立礼制，将古文带入朝廷。从而产生了古文与家言的对立。在国家将经学作为取士的途径后，经学发展非常迅速，并迅速将子学纳入其中。钱先生主要讲经学将阴阳家之说纳入到经学之中——主要通过对比《论语》与《易经》和《礼记》，得出后两者有大量战国诸子的学术在其中，因此汉代经学其实应该是融合了子学的经学。经学发展到东汉，古文经也逐渐浮出水面。在这部分中，钱先生主要讲述了郑玄的经学。其重要还是从历史的角度，认为郑玄并非是太学生，而是从民间向古文经学习，从而融汇了今古文重新注释五经。

这样的经学到了魏晋南北朝，分为了两支——南方经学与北方经学，钱先生认为北方经学大体继承了汉代经学，而南方学术则是受到了佛教与玄学的影响。这样的经学一方面是通过玄学来解释经典，另一方面是门阀经学对于汉代经学的反动。

南方经学的代表人物是王肃、何晏和杜预，他们都是门阀贵族中人，他们与汉代民间兴起的经学有着很大的不同。而北方经学缺乏南方经学明显的代表人物，因而在隋唐统一后，政治上是北方统一南方，而在文化层面上却是南方统一北方。

这里，钱先生还特意讲到了王通，此人有《中说》仿《论语》而作。有继《尚书》而为《继书》，继《诗经》而为《继诗》。此人虽不通 经学，然亦是经学中的人物。

在唐代只有一部钞撮的《五经正义》，其中有三部是南方经学——王弼注《易经》、伪孔传《尚书》、杜预注《左传》，剩下的是汉代留下来郑玄注的《毛诗》及郑玄注的《礼记》。这些作为开科取士的教科书，但是当时明经取士不被世人所认可，当时认同的是进士科，也就是用诗赋取士，因而唐代的经学是衰败的。仅值得一提的是韩愈，但其主要表现在文学而不是经学上。

宋代是钱先生着重讲述的一个时期，他毫不讳言地表示认同宋代的学术，无论是理学形成之前，还是理学建立之后。在建立之前，他佩服欧阳修、胡瑗、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建立之后，以周敦颐、张载、二程及朱子。

前者，他从欧阳修的经学辨伪说起，然后讲经学从文学而起，进而发展为王安石的新经学——王安石自谓继承孟子，故司马光就写了一篇质疑孟子。于此同时兴起的还有二程、周敦颐和张载诸人。

而周敦颐作为理学的先声，其在《易经》的解读上，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用道教五行之说，讲述儒家之理。二程兄弟则因受周茂叔的指点，也走上了学问的道路。值得重视的是，二程不仅要求门人阅读《大学》，还要读张载的《西铭》。

这一切都被理学大师朱子所继承，并形成了影响后世的《四书》之学。对于朱子，钱先生认为孔子为上古学术的集大成者，而朱子是中世学术的集大成者。这个评价也许是对于朱子学术的最大褒奖。

而宋代学术影响到了元代的学术，吴澄与许衡两人将朱子学说带到了元代，但是由于是外族入主，所以经学并没有发挥作用，只能停留在书院之中，形成了上层为外族、中层为读书人和下层为平民的局面。而这个局面，随着朱元璋拉士大夫进入政府，建立起新的政权为止。

但是元代形成的士大夫鄙夷政权的心理，并没有随着政权的交接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由于明成祖的滥杀，而导致儒家群体集体与政权抵触。在明代中期，王阳明的心学理论为民间儒学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也大大削弱了政治性的力量。

这也成为了明末政治糜烂，外族再次入侵的理由。清代儒家痛定思痛，重新读书，但是与政权的关系也依旧紧张。直到乾嘉学术结束之后，儒学才逐渐形成了两股思潮，其一是公羊学的复兴，另一个就是调和汉宋之学。对于前者，钱穆毫不留情地进行批判，认为其恰恰是儒学的罪人，而对于后者则是褒奖有加，认为中国学术应该走汉宋调和的路子。

这部《经学大要》篇幅非常巨大，内容也是非常丰富，但是以六经皆史的路径重新解读经学，为学术开路自是不错，然继之者何人？其徒余英时虽为思想史，但根本不通经学，甚至亦不读《论语》，则钱夫子之学问后继者无人。而整部书中，钱先生推崇孔子，是通过推崇《论语》，而尊朱子，也是因其注《论语》。其尊《论语》而贬《六经》，尊朱子而贬明清。这基本上是钱先生的大体思路。

案，此书极有价值，但须仔细分说。钱先生对于《论语》用力极深，而对于其他六经则是兴趣不大。则经学所蕴之经义，其以为陈迹，则此与胡适、傅斯年等人无异。然先生终与胡、傅等人不同，其以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郑玄、王通、韩愈、濂洛关闽为经学正传，而不与清人，则是钱先生的卓识，盖不能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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