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重构历史？——《启蒙时代哲学家的天国》读后

　　对于启蒙主题的讨论，已经谈论了不少了。而贝克却另辟蹊径，对于启蒙哲人们的历史著作进行了讨论。根据启蒙哲人对于历史的讨论，揭示出启蒙哲学一方面反对传统，另一方面却有同宗教传统一道对历史进行肆意的解读，从而达到重构历史解释的目的。在这个角度上，贝克对于启蒙运动的解读，非常接近于托克维尔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反思，认为启蒙哲学和大革命更像是传统政治文化的翻版，而不是对立物。在这个意义上讲，贝克这部书也同样是对于启蒙哲人历史观的解构。
　　像所有其他的历史著作一样，贝克也将启蒙哲学的起源向中世纪寻找根源，就如本书的名字来源于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一样，他认为启蒙哲学与基督教神学有着类似，或者相同的来源。在对比了自然神学和启蒙哲学的类似性后，贝克认为虽然启蒙哲人宣称自己新的信仰，来自于对于自然的观察，但事实上神学论者也同样将上帝的根源基于自然，只不过前者是将自然与上帝区分，而后者则认为二者本身就是一回事。在表面的分歧下面，掩藏的是深层的思想气候，双方都将各自的根基奠定在对于自然的探讨与信仰上。
　　在探讨过启蒙哲学的来源后，贝克又转而论证了启蒙哲人对于历史的兴趣。他问道，为何哲学家们对于历史突然感起兴趣了？这是因为，启蒙哲人要与宗教争夺对于历史的解读权，在传统神学认为人类在此世由于原罪而受苦，是上帝对于亚当夏娃后裔的惩罚。而启蒙哲人则认为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如果不存在上帝的话，人类的历史应该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就成为启蒙哲人构建其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他们宣称利用理性，人类可以无需依靠上帝，也可以面对自然的世界。因而，他们阐释历史，就是将人类从蒙昧中解放出来，使其能够运用自身的力量，来对抗自然和征服自然。
　　这么浪漫的主张，如何能不鼓舞人心呢？但显然贝克对此是悲观的，他不断利用我们所熟知的当代历史与之进行对比，将二十世纪所发生的种种灾难，都与之相关联。毕竟，在上帝隐退之后，人类必须面对自己的罪恶，世界上再没有阻挡人类作恶的可能了。因而，贝克在目睹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对当下人类的历史视为罪恶的发展史，显然是启蒙哲人在杀死上帝后，人类才会堕落如斯的。这样的判断，不禁令我们惊愕不已，为什么西方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屡屡在质疑启蒙神话之时，而我们却一直在宣扬这种神话呢？也许，恰恰是我们依旧相信自己仍然生活在黑暗之中，才如此希望进入启蒙哲人所描述的新的天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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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老兵的自述——《共和与经纶》读后

　　前两天就读完此书了，却一直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与其他刘先生的著作不同，这本书是本中中国现代哲学评论，但又涉及到了中国古代经学与子学的诠释问题，而且又有辛亥革命百年的背景在后面，我始终不知道该从哪个角度对这部书进行评论。不过，熊先生自称辛亥老兵，而这一角色则成为了这部书的一个题眼，又在书后说熊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多年了，他一直活在我们知识分子心中。也就是说，人人心里都有一个熊十力，那么以己度熊先生也并非不可能，那么就以熊先生的视角为题，写一篇辛亥老兵的自述。
　　自古帝都都是王气所在，因此革命二字从此无缘，虽有五四和文革充数，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革命第一枪却在武汉三镇打响。而作为革命第一枪打响的湖北，就是辛亥老兵的家乡。而老兵当年也在武汉，参与了这场划时代的革命。两千余年的帝制就此结束，新的民国从此建立起来。
　　革命虽然成功地推翻了帝制，建立起民国，但老兵似乎并不满意。因为建立起来的民国，还需要二次革命、再次北伐，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老兵岁数渐长，慢慢认识到这么打下去，民国还是建立不起来，治病还需治本，治国必须先治心，老兵决计退出行伍，混入知识分子群体，以共和精神甄陶经子，为民国建立文化基础。
　　老兵退伍后，先去了南京内学院，跟欧阳大师学习唯识，后北上赴京师大学堂教授唯识学，结识好友梁漱溟。不久就反出佛门，而以大易重释唯识，著《新唯识论》，一时风波骤起，与佛门大德居士论战，以大易唯识为形而上学，与共和精神为表里，重新甄陶六经百家。十数载后，忽然有成。分别于抗战末与建国初，著《正韩》与《论六经》。
　　老兵写这两篇长文，有深意蕴于其中。且不论前者，先说后文。论六经乃老兵致太祖长函，文约七万，内容大抵为上疏太祖，以华夏学术衰退，望建立中国哲学研究所，培养古典学术人才。培养人才需如何读书，老兵故撰七万余字以论此事。此文大体以共和精神蕴于大易，而周礼实为共和宪法，如此云云。而在《正韩》中，老兵则以韩非早有法制思想，只不过被专制政治所利用，如能用于共和政治，亦是美事。
　　老兵苦心撰著，还望太祖能拨冗一阅。然不料太祖竟留中不发，而老兵亦自感无趣，遂于帝都居数载而南还。闭门著述，明夷待访。世事难料，老兵难敌小兵，遂高呼中国文化亡了，抱憾离世！老兵这一生著述不断，其苦心皆在著述之中，奖掖后进，鼓励后学，终于八十年代后港台一班老兵接班人纷纷回归。有哈佛博士以老兵嫡传自居，后执鞭北庠，乃以浅白通俗之言，为老兵表微阐幽，赢得众小兵阵阵喝彩，纷纷皈依。是以近三十年来，老兵遗愿能够发扬光大，人人皆知！
　　晚学不才，于新世纪入高庠，亦闻孟子民主说，阳明自由论，初闻大喜，进而渐疑，若吾国早有共和精神，何以有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若老兵所云乃吾国思想之真相，何以众小兵皆曰创造型转化、现代性诠释？今览刘先生大著，方知大兵小兵，皆为共和精神（自由民主）之马前卒。大梦十年，如今方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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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对保守主义的批判——《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读后

　　《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这部论战小册子，甚至比布鲁姆《美国心灵的封闭》更加通俗地阐释了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哲学及其所属于的美国保守主义阵营，虽然篇名以施特劳斯为名，但实际上却主要是对于以施特劳斯为首的美国保守主义阵营进行的总批判，从而展现出美国自由主义派与保守主义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全书分为五章，第一章揭露了施特劳斯为首的保守主义阵营如何控制了美国政治，以及如何对于美国政治施加影响，并指出美国这种保守主义是如何使国家转向极权和独裁。这种揭露很令我吃惊，毕竟当年刘军宁在《保守主义》一书中，将保守主义塑造成为自由至上主义，或者说保守主义本质上就是自由主义，为何德鲁里会认为保守主义造成了美国政治的极权？在甘阳那本小册子中，已经对于美国保守主义的转型进行了大体的分析，而德鲁里的揭露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不过，我还是会产生一种疑问，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差异究竟在哪里呢？
　　在第二章，德鲁里以浅显易懂的方式，对施特劳斯的哲学进行了诠释，虽然后来被曼斯菲尔德认为过于肤浅了，但我们也不能否认是一种自由主义视角下的解读。在这一章中，德鲁里紧紧抓住了施特劳斯是犹太人这一事实，通过对于施特劳斯关于犹太人与现代性、世俗化的冲突与矛盾，揭示出施特劳斯古典政治哲学是以犹太人命运为起点，民族、传统和神秘主义为特征的宗教保守主义，因而反对世界性、现代性和理性为特征的现代主义。并通过，解读施特劳斯的莱辛与迈蒙尼德的研究，认为施特劳斯以犹太人的视角扭曲了莱辛著作的本意，而以自己之心揣度迈蒙尼德，从而成功地以自己的视角替代了迈蒙尼德的原意。
　　在第三章中，德鲁里进一步挖掘了施特劳斯的思想渊源，指出除了犹太教传统外，施特劳斯还受到了同时代的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与纳粹法学家施米特的影响。并针对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批判，并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与纳粹有着深刻的联系。而施特劳斯正是接受了海德格尔对于现代性的批判，从而在内心中也接受了所谓的纳粹主义洗礼。而另一位纳粹法学家施米特更是德鲁里攻击的对象。作为曾经在纳粹政权服务过的法学家施米特，以其尖刻地对自由主义抨击而著名。德鲁里认为，他这一批判深刻影响到了施特劳斯，使得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哲学充满了决断论的味道在其中。经德鲁里这么一揭发，真觉得施特劳斯散发着一股纳粹的味道，但是我们必须与前一章相联系，发现施特劳斯毕竟是犹太人，他怎么也不会是同情纳粹的，而且据其《剖白》中自云，认为纳粹是虚无主义的政治灾难，为何德鲁里要将纳粹与施特劳斯联系在一起呢？难道施特劳斯作为犹太人对于纳粹德国的仇恨，还抵不上自由主义对于极权主义的憎恶吗？
　　在随后的两章中，德鲁里着重批判了施特劳斯的门内学生及其同路人。在第四章中，德鲁里分别批判了雅法、布鲁姆和肯德尔，在最后一章中重点批判了美国保守主义代表克里斯托。分别就雅法的美国史研究、布鲁姆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等问题展开逐一批判。不过说回来，德鲁里以自由主义为立场，对保守主义进行炮火猛烈的攻击，其实不免也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如果自由主义允许自由表达的话，为什么保守主义不能有自己的声音呢？而如果说，保守主义对于美国政治影响深远的话，那自由主义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可以说是无孔不入了。这一切又都从何谈起呢？
　　通过阅读这个这部书，其实还是很有收获，至少我们可以分清楚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究竟有哪些不同，而不是被刘军宁忽悠着认为保守主义就是自由主义，另外德鲁里一直在说施特劳斯反对自由主义，而不反对民主制，这个论断我在阅读施特劳斯的著作中其实很难看到影子，反而是是施特劳斯申明自己支持古典自由主义，而反对现代自由主义（见施氏《古今自由主义》）。最后，还要说一点，由于德鲁里是一位女性作者，因此其又在书中特别强调了女性主义的立场，这不禁让我哑然失笑，其实施特劳斯关于女性的论述并不多，而对此问题有所涉及的布鲁姆也不过是谴责了学校中日渐败坏的风气，却不料被德鲁里敏感的政治正确抓到了，并大肆进行攻击——其实，曼斯菲尔德倒是有一本《男子气概》，专门谈论这一主题，却不知道为何德鲁里却只字未提。
　　阅读此书，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古典政治哲学——从自由主义者的眼里，施特劳斯的古典哲学究竟是怎样的形象，也有助于我们从反面把握古典政治哲学的一些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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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主义的反思

　　 当生活在水中的时候，并不会意识到水的存在，同样我们生活在空气之中，也往往会将空气遗忘。而选择学历史，却也经常会将历史研究的前提忽略，甚至觉得他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追问史学研究的前提，是一件最为令人忌讳的事情，就像挖坟掘墓一样，虽然历史研究（或者考古研究）就是在做挖坟掘墓的工作。那么，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做这件事的理由究竟是什么？

　　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对历史学进行研究，这是我们今天课堂上宣扬的主题。那么，马克思主义究竟要求我们如何进行史学研究呢？第一，从具体客观的历史现象出发，对历史事件进行客观细致的研究；第二，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抽象概括，找出其中客观的历史规律。直至今日，我们所进行的研究，依旧在这两条定义之下，要么进行具体的历史事实考证，要么在寻求其中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是所谓的考据与义理。

　　换而言之，即便抛开马克思主义的限定，我们对于史学研究的定义，依然就是客观史实的研究和历史规律的探讨。但问题在于，这两种历史研究的倾向究竟源自何处呢？这才是今天我们探讨的主题。为什么我们会对历史研究产生如此这般的印象，恰恰是源自于我们自己身处的时代，或者说正是我们生活在启蒙时代之后，所以历史主义的意识，才成为了我们进行史学研究的潜意识。

　　那么究竟什么是历史主义呢？历史主义据说产生于基督教之中，是三一主义在具体历史问题上的变形。而最为可靠的说法则是，历史主义产生于启蒙运动之后，由于牛顿力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因而要求历史研究上如自然科学般精密的诉求，这种意识继续发展，自然形成了兰克学派，这种档案文献学为主轴的客观史学。另一方面，则同样是在自然科学的刺激下，产生了要求历史研究同样推导出客观规律的要求。对于历史总结出规律的做法，从维科的《新科学》，孔多塞的《历史进步表纲要》、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等等具体的历史主义著作，无一不是寻求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当然了，我们不能忽略马克思在其中的地位。虽然，这是两条不同的研究路径，但是他们的旗帜与口号却是一致的——通过客观的历史研究，推导出客观的历史规律。直至今日，我们依旧认同此种研究的思维和模式。

　　在同一时期，除了理性的历史主义外，浪漫主义也同样有历史主义的呼声，甚至在后世的影响也不比前者小多少。在赫尔德、施勒格尔等浪漫认为，并不存在某种客观的历史规律，他们所关注的恰恰是具体的历史文化，在他们眼中具体时空中的文化，才是值得关注的对象——比如希腊文化，因而将哲学具体成为时空中具体的文化，并将其永恒化，这是他们的历史主义的主张。这种主张，其实在现代人眼中并不陌生，人类学家们所持的观点，就与此息息相关，比如他们认为文化是具体时空的产物，因而在那里文化就是绝对的产物。说起来，自由主义大师伯林也从浪漫派那里偷师到了历史主义的精髓，将其自由主义的根基就奠定在历史的相对主义基础之上——每种具体的文化都是有他的绝对价值，不可以用某种特定的绝对价值进行绝对的统治，因此自由就是反对绝对价值，而申明文化价值的独特性，从而断绝一元独裁的可能性。

　　其实，无论是理性派，还是浪漫派都清楚，因为今天的世界与昨日的世界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我们如何认识当下的世界，这个任务就必须建立在对于历史的认知的基础上。理性主义者认为，未来的世界应该掌握在人类自己的手中，而不是交给上帝或者自然，因而将人类产生自我意识之前的历史，成为蒙昧中的历史或者黑暗的历史，认为前者将历史之舵交给了上帝，而今天我们所创造的世界，是由人类所掌控，因而需要理性来为历史掌舵。那么，对历史进行可管理性分析，并找出其中的历史规律，从而引领人类走向光明的未来，就是历史主义不二的任务了。　　而浪漫派则要悲观的多，至少他们不认为自己生活在了历史的顶点了，而且在他们眼中希腊罗马的历史要比今天辉煌的多。人们与其说是站在了历史的顶点，不如说要恢复历史中那些伟大精神的荣光。

　　历史主义对于今天的史学研究究竟产生了那些深刻的影响呢？至少，它产生了一下三方面的作用。首先，他确定了历史研究追求客观化的倾向；其次，要求其通过具体的历史研究推导出客观的历史规律；最后，历史相对主义成为了历史研究的一条暗线。如果，不对历史主义进行反思，我们就不知道现代史学范式的弊病究竟何在，或者说历史学应该如何回归到古典传统之中，这都是亟需解决的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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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纪行（一）

    题记：昨日，友朋邀我赴筑城，路上我劝其多写些评论，而他反过来劝我写小说，我笑而不语，心道若是有黔首兄则不妨写小说，自己的文笔则就免了。今日观师母所顶博文《帅哥与才女》，乍观为小说，而细想则为回忆，况有照片为证，则小说与回忆如何区分呢？既然如此，我为何不可写小说，真事隐，假语存而已。 

    粗计为十年，而细想则有一轮矣。岁月匆匆，日月芿苒。昔日之少年，今已略有华发，当年之豪情壮志，今已消磨殆尽，而立之年，却有天命之叹，岁月之叹，不妨托之空言，以待知者。

    那年，他只有十七岁，刚刚过了生日，得到的生日礼物是一套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虽然他还不知道斯翁明年就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购得这套书的满足感，让他觉得自己中学毕业之后，应该去学经济。虽然，今天看起来，这点有些好笑，但是对于那时的他来说，却是一个伟大而遥远的目标。而这部《经济学》伴随着他从北方到了南方，又从南方到了北方，最后又回到了西南。

    他不是一个聪明的孩子，所以才会在文理分班后，感觉到抑郁，在一次班会上，班主任让刚刚新组成的班集体彼此熟悉一下，就提出每个人写出自己对于班集体的看法。而作为一个刚刚进入这个班的他而言，周围的陌生还没有消除，而班上的阶级就已经形成，原来的重点班和新进入的差班。班主任是重点班的班主任，却接受了数名差班来的学生，心中的不快是难免的——自己的学生怎么会比不过这几个学生，怎么会掉到差班呢？心中这么想，所以就对这几个学生格外注意。

    这种注意并不是善意的，在所有的政策上，向老班同学倾斜这是自然的。而这一切就被他看在眼里，当班主任提出要提意见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地就将看到的写了出来，还仿佛记得那篇文字的名字是《论美芹十献》，从辛弃疾的文章学到的题目就放到了这里。然而，班主任并不是宋孝宗，他也不是辛弃疾。这篇文章引出了轩然大波，导致他甚至差些辍学，直至今日依旧有旧日的同学在与他聊天的时候，第一句话依旧是我仍记得你写的那篇文字。

    这篇文字就像一滴水掉入了滚烫的油锅里，班主任在看完这篇文字之后，立刻就召开临时班会，在第二天的自习课上，班主任先让他站在整个班的最后，然后一句接一句的念他那篇文字，每念完一句，就大声地问整个班的同学，这句话对不对。声接一声响亮的“不对”，充斥在朗读声之中。而他木然的站在整个班后面，觉得自己离这个教室越来越远。昔日的同窗，今日变得格外的漠然。难道他写到的，只有他自己看到了吗？别人都没有看到！他心中一阵阵的气恼，却怪不得任何人。直到班主任念完整篇文字，用冷冷地声音告诉他，明天将家长叫过来，告诉他的父母，他可以不用来这个班上课了。

    听到这一切，他几乎不敢再回到家。毕竟作为一个自费生，本来就一直被父母唠叨在口头上，又何况惹了这么大的祸，搞不好要开除的！他磨磨蹭蹭地走到了家里，将在学校里发生的一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父母。

    父母看到这个孩子无地自容的样子，虽然没有打骂，只是淡淡地安慰了一下，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孩子虽然冒失，却从来没有任何坏心。这件事一定是班主任误会了，决定第二天到学校里向班主任解释清楚。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母亲带领孩子到了学校，找到班主任。在办公室里，班主任将那篇惹了大祸的稿子从抽屉中取了出来，向他的母亲挥了挥，问道你知道他写了什么吗？这是对一个荣誉集体的攻击和污蔑！既然他不愿意留在这个班上，那么就不要来上学了。母亲听到这里，立刻就呆住了。随后，班主任叫他出去站在走廊里，单独与母亲谈话。他站在走廊里，看到老师走来走去，同学侧着身子从自己身旁擦过，窃窃私语，心中懊悔极了。这时候，一位曾经教过他的老师走到身畔，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讷讷张不开口，只是说自己惹祸了。那位老师，推开办公室的门就进去了。

    至今，他在那时不知道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后来，他在考上大学之后，他母亲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喜极而泣，喊了声万岁。那天晚上，母亲告诉他，曾经在办公室里为他向班主任下跪了，求她不要开除他。他听完，泪流满面。发誓要好好学，不辜负父母对他作出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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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总结

最近一直在读书，而且读书的感觉越来越好，就正如过去没有做过的事情，今天做起来格外起劲。而且最为重要的是我现在的想法，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完成。这很让我高兴。毕竟一直困扰我的思路与写作问题，看样子是有了出路。最为重要的是，我现在的文字表达欲望并不是很强烈，但是写作的感觉，已经超越了思考本身。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感觉到了某种文字的爽快，这种文字的游戏，让我感觉到了文字创作的某种奇异之处。

在我的文字实践中，其实一直缠绕着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让自己对于文字谨慎，而另一种则是让自己开始写作实践，两种声音让我对于写作始终抱持一种犹豫的态度。事实上，写作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表达的意向，而他并没有崇高的目的，也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不断地表达。这种表达就正如一个人的语言一样。我在过去长时间困扰于人们对于我的评价，张老师和万老师对于我的评价，几乎使我丧失了写作的勇气。但是，事实上我并没有停止表达，而表达的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这样就造成了一种语言和文字脱离的现象。我想解决文字与语言脱离的困境，而所在的环境又给我了某种暗示。这种心理暗示，让我对于文字创作失去了信心。论文式的写作，本身与我写作的动力背道而驰。而我的朋友都在劝我写作论文，而事实上写作对于我来说并不困难。困难在于我对于写作的信心始终处在低迷的状态，这样的心态对于写作而言就是一件麻烦的事情。我在看到大多数人的写作之后，发现自己的写作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在阅读李欧梵的文章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我不敢于他这样的尝试呢？其实原理很简单，正是因为我的怯懦，而且缺乏写作的实践，所以无法从心理陷阱中解脱出来。在这里我应该纠正一下自己的写作心态，事实上我的写作已经充满了天才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虽然，还具有某种争议性，但是恰恰是这样的文字才具有别人所无法模仿之处。

因此，我将自己的写作定义为阅读与思考的结果，这恰恰是我努力的方向。在写作中，我很难用力思考，想到过去曾经阅读的书籍。最近一直在阅读古代文学，对于古文写作有了某种感触。这些感触其实是很好的写作主题。昨日看完了印顺导师的自传《平凡的一生》，并在晚上进行了分段朗读，其实自己也非常有感触。在印顺那里，他并不是一个很善言谈的人，而他将自己的思考融入到了自己写作之中，很多人看到他的写作如此之多，以为他是一个非常善于表达之人，我在阅读的过程中才发现，他的写作才能完全是因为他的语言表达有缺陷，所以在文字上有很大的突破。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渴望不可及的事情。另外，我还读完了特里林的《文学体验导引》，这部书其实是他阅读的报告，在众多的小说和诗歌中，我并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文学作品。这真令人遗憾，但是我还是喜欢他能够将自己的阅读融入到写作之中。这很让我羡慕不已。在此之外，我还阅读了宋老师翻译的《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这两部书其实挺让我遗憾的。因为，宋老师的文字功底，却翻译成为这样的一个水平。当然，如果正如宋老师在翻译前言中提到的，这两部书是经典，但是我明显看出了这部书还是那种东方学的路数，也就是用通过语言和逻辑思维对佛教进行梳理，如果说我看得不细的话，那是因为这种语言不符合我的阅读习惯。很多文字并非没有意义，但是因为语言上的问题，根本提不起兴趣阅读。当然了，如果是专家对此问题有所关注，那么这两部书还是不错的经典。至于我关注的问题则与宋老师他们的学术关注点有所不同，我的关注总是在阅读与现实之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这种平衡点在于阅读中找到我自己所能学习提高的地方，而不仅仅增进一些我所不了解的事实而已。

对于文字的阅读让我感觉到了某种欣喜的变化，就是对于文字的感觉已经让我找到了一种阅读与文字之间的交流，也就是我应该更加大胆地与文字背后的作者进行交流，而不仅仅是亦步亦趋，这样的交流永远达不到最终的理解。而我应该更加主动地对于文本背后的思想进行理解，哪怕是误解，也总比那种肤浅的阅读要有意义的多。过去进行阅读总是希望能够达到理解的彼岸，但是我发现如果能够达到理解的彼岸，那么作者并不能证明这一点，而我即便是已经达到了，但是却仍旧无法证实自己。这对于我的写作来说，依旧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在文字中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怯懦，也就是我不在对于自己的表达失去了信心，也对于文字的理解失去了信心。其实，对于作者而言，我们应该对其文字进行对话，不仅仅是赞颂，而且应该对于他的文字进行某种意义上的进攻，我们应该与作者进行讨论争议，乃至到最后一个最后的妥协。这对我来说是一件能够做得到的事情。但是，我过去总是忽略了这一点，因此在文字中不是表现为自言自语，就是表现为亦步亦趋，这样的文字不仅仅不能使作者满意，也不能是自己满意。

对于阅读和写作来说，这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就是将写作变成对话，让自己和作证能够形成某种交流。这样的文字，我想更具生命力和活力。这也是施特劳斯所说，进入到与古代哲人对话的道路上。对此，我想自己还是有某种心得，也就是我有很多与朋友讨论的心得。在文字中，我并没有将自己的善辩和思辨能力表现出来，表现出来的是笨拙的表达和自我辩护。这样的文字，终究是一种让人失望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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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能做什么？

这是两个问题，同样是两种心态。这两种心态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分水岭。在80前的人们看来，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问题，主导了他们的思维和行动方式。而到了80后，则彻底转变为我们能够做什么？很多人曾经定义过80后，但很大程度上都是80前的印象，而非80后的表述。

对于前者，我应该说这是一个崇尚思考民族的一个优点，但同样也是缺点。对于80前的知识分子而言，精英身份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他们对于自己的道德理想和抱负，从来都不曾有过怀疑，而这恰恰是他们的悲剧所在。并不是所有理想都是美好的，不断强调美好理想，只能拉大与现实的距离，从而产生理想与现实的碰撞。远的不说，80年代末的那场悲剧，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新世纪黎明到来的时候，大学中莫名产生了八十年代怀旧热，这种怀旧将甫入大学的80后与八十年代的80前进行了对比，因而得出了理想主义在大学的没落等结论。这种标签，压得整整一代80后喘不过起来。我经常反思，对于一个生活在鸦片战争后170年没有战争、饥荒、动乱和革命的岁月里，我们的确缺乏80前那种对于理想的狂热。现实中的考学与就业压力，过早地消磨了我们对于这个社会的理想。我们的思考，不再围绕那些大词眼，而更多地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很多人认为我们自我中心，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一个美好的世界，不就是从个体的改变而产生的吗？80前总认为需要一个理想的改革方案，从这个理想出发改造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80后就出生在一个改革的时代，他的成败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如果说经济改革与医疗改革和我们的父辈密切相关外，那教育改革就是跟我们密切相关了。如果说我们不关系改革，那么等于说我们不关心自己。但不要忘了，这场历经30年的变革，我们从来没有任何发言权，我们是被改革的对象，却从来没有人关系过我们的需要。这种改革，我们能产生敬意吗，这种理想与我们何干？

如果，这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太过剧烈，那么我们就更应该反思当下的世界。那些理想主义的言辞，在节节败退的改革面前，缺乏应有的说服力。因此，我放弃了80前那些理想主义者们的说辞，他们可以振振有词地说，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而我今天要问的是，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不再是历史的看客，也不再是改革的对象，那么我们在这个时代，应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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