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与庙堂之外

在所有的文字之中，在我看来无非两种，一种是可以换地位名誉，一种可以直接能换钱花，如果用一句时髦的话说，一个是庙堂之文，一个是草根之笔。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是，一个是精英，一个是草根，但是似乎这么判定太过简单，因为在媒体上频频发表意见的，在我等小老百姓眼中似乎也算是精英——据说记者是无冕之王。当然，庙堂之上的报告论文研究数据，当然不是在民间架秧子起哄能写出来的，但是这两类人却不免互相瞧不起对方。

余杰，北大研究生，自认为是精英阶层，但是当官方体质不允许其进入时，他就走入了另外一条道路。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对于官方民间这类说法，精英是不存在这种界限的，就是在官方内粗制滥造的文字也数不胜数，而体制外的精英也并非不能操刀这些论文之流的东西。这两种文字都以不同的形式，向人们展示了一种耐人寻味的故事。体制内外无法真正像过去一样——如科举考试一样，界定凡庶之别。而且在当下的时代里，对于界限的攻击，给人带来的印象，恰恰就是庙堂内都是些酒囊饭袋，而体制外全都是梁山好汉，处处打折劫富济贫的旗号。

也许我是多心，据说汉高祖也是打着斩白蛇起义，明太祖也是驱逐鞑靼的英雄，都是体制外的豪杰，最后成就了新的体制。我这个举例不过说明也许，体制内外的精英，本身并无不同。不过是分羹问题，围城问题，外边的想进来，里面的不想出去。我想这里就引伸出第三个问题，精英是什么？这个问题，似乎很难回答。你可以举出无数个精英，但是要把他们归类总结起来，得出一个共性的精英，我看是有点悬。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觉得他们和一般人有所区别，这种区别可以是赵老太爷和小D之间的差别，也可以是阿Q与孔乙己之间的差别。这个差别，归根结蒂都得说是资源控制的差别。

体制内，可以借助国家机器来完成资源的控制，国家权力本身就是资源控制能力的表现，而体制外的媒体影响力本身也是某种间接的影响力。但是从当下的角斗上看，我感觉草根与庙堂两者之间，早早晚晚会两败俱伤。毕竟在同一地点，同一时代，同样的教育和同样的手段，到最后很难说谁胜谁败。但是看到现在他们之间的斗争，我对他们两者的前途都不看好。毕竟在恶质化的教育时代，成为精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而当下的庙堂与草根都表现出极其低俗和劣质的一面，很难激起人们对其二者的好感。或者两者只能催生新的劣质精英，却不能产生真生的社会精英。

习于官僚制度的庙堂，混迹于市场的草根，两者都是通过体制的自我繁衍，自我的劣汰，到最后剩下的都是恶质的精英。对此，我们应持有审慎的乐观态度，越是劣质的越容易被识别，低劣到一定程度，最好就能彻底进行新血的更新，从而达到真正精英上位的可能。当然这必须加紧时间进行时代的转换，我想这需要古典政治的再熏陶中完成。关于古典精英的论证，我会到下一篇博文中继续论证，这篇文字仅就当下的劣质精英进行反思而已。当然，我相信经过这一年的社会熏陶，我看到了这个劣质社会中的机遇与挑战，不能因为这个劣质的时代，而放弃理想——精英的机会。我想真正的社会，应在新生的精英阶层下，才会有质变的机会。当然这需要时间和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