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与政治

这个题目似乎仍然是在重复海德格尔，所谓美国与苏联是一丘之貉。不过，我想更加明确地说，政治和商业本身都能败坏人的本性，比如对于高尚的理解。在这点上，我更多的来源于生命中的理解。从六十年的历史上看，从政治上和商业上败坏人性，没有比现在更厉害的了。

当然，我们必须说政治与商业分别塑造自己的道德，比如前三十年中的各种英雄形象，到现在的比尔盖茨、李嘉诚等等，都是某个时期的价值选出来的价值形象，与其说是人，不如更明确地说是价值理想化的个体。这些形象对于社会产生了莫大的影响，所以任何时期都有所为的风向标。

这对于大众理解这个时代的价值，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当然我们必须提出相应的价值，才能对于流行价值进行批判，否则就是不负责任的嘲讽，于事无补。我在这里对于社会价值的看法，本身并不存在某种道德上的批判，但是必须警醒，这些价值都是在怎样的基础上。由于这个时代，太多太多的无根基现象，所以必须思考我们生存的基础，是否应该建立在这种流动性的价值评判上。

在变动的时代，我们经常会听到人心不古的哀叹，实际上这种哀叹的基础在于对于自己生存价值的肯定，也就是建立在自己价值观建立时期，所确立的判定，当我们目睹社会变动的时候，自然对于变动的价值与现象，表示出自己的不安。当然，如果不接受的话，那就直接反对就好了。可问题在于，我们自身已经确认价值是不断变迁，那就意味着价值本身缺乏固定性。这种担忧被裹杂在对于价值变动的不安之中，形成一种被称为保守形态。我想对于变动的谨慎或者不满，其实是可以区分的。更确切的说，应该代表社会价值的人，在这个社会消失了，留下的是不断的社会变动。换句话讲，就是不断地变动着的社会精英阶层。

人无恒产则无恒心，在一个没有恒定根基的时代，就代表着价值的不断漂流。我想对于现代现象最明确的判定是，我们失去了赖以判定的坐标系，而且是由保守社会价值的那部分人干的——对于民国时代，我的判定大抵如此。在失去基础坐标后，任何的判定都是流动的。精英阶层的草根化，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我在思考，在宋代后的草根精英的崛起，恰恰就是这个时代失去基础的根本原因，换句话说也许宋代的中国就已经开始现代性问题了。

这个商业与政治，恰恰就是那个时代开始思考的问题。我想这需要更多的时间进行探讨，而不是坐在这里等待时代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