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代的自由隐忧

目前，美国次级债引发金融问题，已经扩大成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不仅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出现严重的停滞，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同样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此背景之下，对危机及危机原因的探讨成为社会各界所关心的话题。然而，我们发现，现有诸多对金融危机进行深度阐释的理论，均把自由经济——尤其是无法遏制的金融资本扩张——作为此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而缺乏对金融资本扩张背后的深层原因的剖析，特别是世界从前工业社会向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发展悖论，更没有深刻的认识，本文拟从近代一本重要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入手，从另一个角度来剖析自由市场经济的现象与本质，并从中寻求新的智慧，以资对现阶段的中国社会转型提供参考。

一、《通往奴隶之路》与《大转型》

在二战结束前夕，两部重要的政治经济学著作问世，一部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另一部则是波兰尼的《大转型》，这两部书对于二次大战后西方世界对自由世界的重建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能源危机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后，哈耶克的影响立刻随着英美两国重新开始对自由市场的重建而大放异彩，成为冷战结束后原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市场经济的重要理论来源。1994年，中国社科出版社公开出版了德国学者哈耶克的《通往奴隶之路》，书中所描绘的集体主义经济所带来的巨大危害，与“社会主义意味着奴隶制”等尖锐批判，给中国学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十多年之后的今天，经过国内经济学界对哈耶克、布坎南和弗里德曼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知识普及，国人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概念早已不再陌生。并且，伴随着国家经济改革的推进，市场经济——自发调节的市场理论，似乎已经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并被大众所接受。

我们必须承认的是，自由市场经济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潮流，但同时，我们却在另一方面感受到自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压力。事实上，在国内经济改革过程中，也经历了重重磨难，历尽险阻，遭到了社会各界的层层质疑。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经济发展中必然会产生的现象。但随着金融危机的加剧，改革似乎也面临着历史性的转折。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对世界从前工业社会向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进行一个短暂的回顾，不仅是对于当下金融危机的反思，更是对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进行的思考，《大转型》恰逢此时进入的人们的视野之中。

作为自由主义的批评者，波兰尼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对自由主义经济的崛起所造成的社会转型及其造成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大转型》体现出他对自由市场经济下不可避免或不能为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克服的弊病的深刻洞察。波兰尼坚定地表示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信仰者，但他与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又有所不同，对于他的批判，值得我们这个正走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方大国所深思。

二、西方经济学家对《大转型》的重视

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所论述的主题——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泛滥的自由主义具有深刻的警示作用。对此，西方很多经济学家已经重新开始注意到波兰尼的贡献，分别从各个角度进行评述。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里茨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著名学者弗雷德·布洛克。

斯提格利茨于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为新版《大转型》写下前言，在前言中，他对波兰尼的贡献总结到：

他的中心主题包括：自发调节的市场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它们的缺陷——不仅仅就它们的内在运转而言，也包括它们的后果（如，对穷人造成的影响）——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政府干预成为必需；以及，所产生的这些后果是否严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变迁的速度。波兰尼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广泛流行的渗透经济的教义——即包括穷人在内的人都会从增长中受益——得不到历史事实的支持。他还廓清了各种意识形态与特殊利益之间的相互关联：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是如何成为新工业利益的婢女的，而这些利益又是如何对这种意识形态加以选择利用的——当他们的利益有所要求时，他们会照样要求政府干预。

对于这样的评论，很容易在现实中找到证明。日前的全球金融危机让当代人又记起大萧条的教训：自发调节的市场并不总是像它的鼓吹者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起作用。由于对自发调节市场的盲目信任，使人们放松了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从而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恶果。在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大的工业企业，却纷纷转而要求政府对其进行援助。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通过一次又一次地向市场供血，帮助企业走出困境。这样历历在目的事实告诉我们，斯蒂格利茨或者说波兰尼的深刻洞察，穿透了资本主义的本质，而深埋在这本描述欧洲从前工业化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书之中了。

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布洛克学者，则通过对“嵌入”这个概念的分析，对于波兰尼自由市场看法做出了总结：

波兰尼的论证起始于对下面这一点的强调，即知道当下为止，现代经济思想的整个传统都奠基于这样一种概念——经济是一个由相互连锁的市场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能通过价格机制自动调节供给和需求。即使是在经济学家承认市场体系有时需要政府来克服市场失败时，他们还是依赖于把经济视为经由有机整合的市场组成的均衡体系的概念。波兰尼的意图在于表明，这个概念与有史以来人类社会的现实的差距是多么的大。他坚持认为，在19世纪以前，人类经济一直都是嵌入社会之中。而经常有人错误的认为，波兰尼的意思是说，随着资本主义在19世纪的兴起，经济已经成功地脱嵌于社会，并开始支配社会。这种误读模糊了波兰尼的论点，实际上他虽然曾经说过古典经济学家们希望创造一个经济已经有效地脱嵌的社会，而且他们鼓励政治家们去追求这样的目标。但是，他坚持认为这些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不曾也不可能达成这样的目标。

波兰尼认为想要创造一个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社会，就必须把人类和自然环境转变成完全的商品，而这势必会造成社会与自然的毁灭。对此波兰尼做出了精湛的论证。对波兰尼而言，商品就是那些为了在市场上出卖而生产出来的东西，根据这个定义，土地、劳动力和货币都是虚拟商品，因为他们最初生产出来并非用在市场上出售的。劳动力不过是人类的行为，土地是被细分的自然，而现代社会中货币与信用的供给必然会是政府的政策创造的。现代经济始于假设这些虚拟商品会像真是商品那样起作用，但波兰尼坚持认为这种手法会产生致命的后果。因为这意味着经济理论的建立基于一个谎言，而这个谎言恰恰使人类社会处于危险之中。

波兰尼的论证有两个层面。第一层是一项道德论证：认为把自然和人类当成物品且其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这明显是错误的。这种想法亵渎了数百年来统治着社会的那些原则；自然与人的生命几乎一直都被认为有其神圣的一面。这一神圣的维度与将劳动力与自然从属于市场这种做法之间是不可调和的。波兰尼拒绝将自然当作商品来对待，这预示了当代环保主义者的许多主张。

波兰尼论证的第二个层面集中于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即使经济被假定为自发调节，国家也必须持续地调整货币和信用的供给，以避免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双重危险。同样地，国家还要通过在失业期间提供救济，通过教育和培训未来的工人，通过试图影响人口流动等措施来管理不断变换的雇佣需求。在土地方面，政府已经通过使农民免于波动不定的收成和价格的压力而努力维持粮食连续生产。在城市地区，政府通过环境和土地使用法规来管理现有土地的使用。简而言之，管理各种虚拟商品的角色使国家置身于三种重要的市场之中，维持市场自由主义关于国家“外在于”经济的观点已经完全不可能。

“嵌入”这个词表达了这样一种理念，即经济并非像经济理论中所说的那样是自足的，而是从属于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的。而古典经济学家所努力颠覆的恰恰就是这样的一种观念，他们的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要求社会从属于市场的逻辑。波兰尼在书中写道；“终极而言，这正是由市场控制经济体系会对整个社会组织产生致命后果的原因所在；它意味着要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与经济嵌入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当中。”这样的所造成的恶果，其实就是波兰尼反对市场经济脱嵌的原因。

上述两位经济学家对《大转型》著作的思考，都大体真实地反映出波兰尼的思想。我们还应该看到，这两位经济学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放在了波兰尼对于自由市场理论的批判上——这当然是事实，正是因为两位经济学家所处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大体完成了从前工业社会向自由市场国家的转变，因此波兰尼的分析就格外引人注意。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已经在二十世纪后半叶，造成了多次的金融、经济危机，这些危机的爆发，无疑正是对波兰尼的自由市场理论批判最有力的证明。经济学家从这一角度来分析波兰尼的大转型理论，无疑是深有感触而深刻的。

然而，对于正处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的国家而言，对自由市场理论的批判就显得不合时宜了。而波兰尼关于西欧社会转型的分析，即是如何建立起一套与西方社会相近或者一致的现代社会，恰是这些国家所急需的。

三、《大转型》与中国现代经济

值得大家关注的是，我国正是一个处于转型期的国家。虽然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中，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尤其是去年年底，我国在经济发展的总量上，可能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但由于国土面积浩大，人口众多，特别是农业人口仍占全国人口的大部分，在总体而言，我国仍是处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列。这样造成了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即虽然在经济总量上我国已经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仍是发展中国家，在农村中从事农业——或者自然产业的人口，仍占据着这个国家的人口比例的大部分。当东部以及南部的很多城市和地区，已经正在开始完成向现代化的转变的同时，西南和西北的大部分地区仍然处在以农业为主的前工业社会。

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所分析的所有社会现象，基本上都可以在经济发展中找到相应的范例。现实与波兰尼的著作不同的是，它更加的真实和更加的残酷。而另一方面，似乎所有的污染、剥削和欺诈，又都是社会转型中所要支付的必要成本，是经济学原理下的合理现象，对社会公正的追求，变成了对于社会发展的障碍。政府极力在保证着经济发展的同时，却又不得不开始限制由这样自发经济所产生的严重后果。

在《大转型》中，波兰尼提出了“经济只是社会的一个功能，从属于社会”的观点，他认为经济自由主义所主张建立的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必然要求社会从属于经济，这又必然导致市场体系的缺陷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巨大的危险。

我国的改革其实就是面对着相同的问题，是经济从属与社会，还是社会从属与经济？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我国经济与社会都产生了巨大的改变。在这个过程中，最先开始的是经济模式的改变，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变革。在改革三十年后，我们很容易就看到了这一点。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场改革始于三十年前小岗村农民的包产到户。从对传统体制的破冰那一日起，这整个社会就已经卷入到大转型的过程中了。在改革开放的前十年中，社会各个阶层都在其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因而国家的政策得到了大范围的拥护。但随着经济发展的深入，社会各阶层开始在利益问题上出现分化，城乡差别与城镇中收入差别进一步拉大，都使得各方面对于改革的分歧日益尖锐，经济利益的角逐日益激烈。在新世纪后，国家并未停下改革的步伐，反而进一步向纵深进行改革。但是，在社会阶层斗争日益复杂的环境下，每一步都步履维艰。如何理顺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是下一步改革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知识分子们的立场不近相同，但对于祖国的未来发展的殷切希望却是相同的。因此，我更加期望的是，知识分子们能够放下争论，正视我国现在所处复杂的现实环境，在国家如何完成由前工业化国家向现代社会的大转型这个问题上，献计献策，在行动上帮助政府完成整个国家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