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重构历史？——《启蒙时代哲学家的天国》读后

　　对于启蒙主题的讨论，已经谈论了不少了。而贝克却另辟蹊径，对于启蒙哲人们的历史著作进行了讨论。根据启蒙哲人对于历史的讨论，揭示出启蒙哲学一方面反对传统，另一方面却有同宗教传统一道对历史进行肆意的解读，从而达到重构历史解释的目的。在这个角度上，贝克对于启蒙运动的解读，非常接近于托克维尔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反思，认为启蒙哲学和大革命更像是传统政治文化的翻版，而不是对立物。在这个意义上讲，贝克这部书也同样是对于启蒙哲人历史观的解构。
　　像所有其他的历史著作一样，贝克也将启蒙哲学的起源向中世纪寻找根源，就如本书的名字来源于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一样，他认为启蒙哲学与基督教神学有着类似，或者相同的来源。在对比了自然神学和启蒙哲学的类似性后，贝克认为虽然启蒙哲人宣称自己新的信仰，来自于对于自然的观察，但事实上神学论者也同样将上帝的根源基于自然，只不过前者是将自然与上帝区分，而后者则认为二者本身就是一回事。在表面的分歧下面，掩藏的是深层的思想气候，双方都将各自的根基奠定在对于自然的探讨与信仰上。
　　在探讨过启蒙哲学的来源后，贝克又转而论证了启蒙哲人对于历史的兴趣。他问道，为何哲学家们对于历史突然感起兴趣了？这是因为，启蒙哲人要与宗教争夺对于历史的解读权，在传统神学认为人类在此世由于原罪而受苦，是上帝对于亚当夏娃后裔的惩罚。而启蒙哲人则认为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如果不存在上帝的话，人类的历史应该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就成为启蒙哲人构建其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他们宣称利用理性，人类可以无需依靠上帝，也可以面对自然的世界。因而，他们阐释历史，就是将人类从蒙昧中解放出来，使其能够运用自身的力量，来对抗自然和征服自然。
　　这么浪漫的主张，如何能不鼓舞人心呢？但显然贝克对此是悲观的，他不断利用我们所熟知的当代历史与之进行对比，将二十世纪所发生的种种灾难，都与之相关联。毕竟，在上帝隐退之后，人类必须面对自己的罪恶，世界上再没有阻挡人类作恶的可能了。因而，贝克在目睹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对当下人类的历史视为罪恶的发展史，显然是启蒙哲人在杀死上帝后，人类才会堕落如斯的。这样的判断，不禁令我们惊愕不已，为什么西方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屡屡在质疑启蒙神话之时，而我们却一直在宣扬这种神话呢？也许，恰恰是我们依旧相信自己仍然生活在黑暗之中，才如此希望进入启蒙哲人所描述的新的天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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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老兵的自述——《共和与经纶》读后

　　前两天就读完此书了，却一直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与其他刘先生的著作不同，这本书是本中中国现代哲学评论，但又涉及到了中国古代经学与子学的诠释问题，而且又有辛亥革命百年的背景在后面，我始终不知道该从哪个角度对这部书进行评论。不过，熊先生自称辛亥老兵，而这一角色则成为了这部书的一个题眼，又在书后说熊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多年了，他一直活在我们知识分子心中。也就是说，人人心里都有一个熊十力，那么以己度熊先生也并非不可能，那么就以熊先生的视角为题，写一篇辛亥老兵的自述。
　　自古帝都都是王气所在，因此革命二字从此无缘，虽有五四和文革充数，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革命第一枪却在武汉三镇打响。而作为革命第一枪打响的湖北，就是辛亥老兵的家乡。而老兵当年也在武汉，参与了这场划时代的革命。两千余年的帝制就此结束，新的民国从此建立起来。
　　革命虽然成功地推翻了帝制，建立起民国，但老兵似乎并不满意。因为建立起来的民国，还需要二次革命、再次北伐，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老兵岁数渐长，慢慢认识到这么打下去，民国还是建立不起来，治病还需治本，治国必须先治心，老兵决计退出行伍，混入知识分子群体，以共和精神甄陶经子，为民国建立文化基础。
　　老兵退伍后，先去了南京内学院，跟欧阳大师学习唯识，后北上赴京师大学堂教授唯识学，结识好友梁漱溟。不久就反出佛门，而以大易重释唯识，著《新唯识论》，一时风波骤起，与佛门大德居士论战，以大易唯识为形而上学，与共和精神为表里，重新甄陶六经百家。十数载后，忽然有成。分别于抗战末与建国初，著《正韩》与《论六经》。
　　老兵写这两篇长文，有深意蕴于其中。且不论前者，先说后文。论六经乃老兵致太祖长函，文约七万，内容大抵为上疏太祖，以华夏学术衰退，望建立中国哲学研究所，培养古典学术人才。培养人才需如何读书，老兵故撰七万余字以论此事。此文大体以共和精神蕴于大易，而周礼实为共和宪法，如此云云。而在《正韩》中，老兵则以韩非早有法制思想，只不过被专制政治所利用，如能用于共和政治，亦是美事。
　　老兵苦心撰著，还望太祖能拨冗一阅。然不料太祖竟留中不发，而老兵亦自感无趣，遂于帝都居数载而南还。闭门著述，明夷待访。世事难料，老兵难敌小兵，遂高呼中国文化亡了，抱憾离世！老兵这一生著述不断，其苦心皆在著述之中，奖掖后进，鼓励后学，终于八十年代后港台一班老兵接班人纷纷回归。有哈佛博士以老兵嫡传自居，后执鞭北庠，乃以浅白通俗之言，为老兵表微阐幽，赢得众小兵阵阵喝彩，纷纷皈依。是以近三十年来，老兵遗愿能够发扬光大，人人皆知！
　　晚学不才，于新世纪入高庠，亦闻孟子民主说，阳明自由论，初闻大喜，进而渐疑，若吾国早有共和精神，何以有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若老兵所云乃吾国思想之真相，何以众小兵皆曰创造型转化、现代性诠释？今览刘先生大著，方知大兵小兵，皆为共和精神（自由民主）之马前卒。大梦十年，如今方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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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对保守主义的批判——《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读后

　　《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这部论战小册子，甚至比布鲁姆《美国心灵的封闭》更加通俗地阐释了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哲学及其所属于的美国保守主义阵营，虽然篇名以施特劳斯为名，但实际上却主要是对于以施特劳斯为首的美国保守主义阵营进行的总批判，从而展现出美国自由主义派与保守主义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全书分为五章，第一章揭露了施特劳斯为首的保守主义阵营如何控制了美国政治，以及如何对于美国政治施加影响，并指出美国这种保守主义是如何使国家转向极权和独裁。这种揭露很令我吃惊，毕竟当年刘军宁在《保守主义》一书中，将保守主义塑造成为自由至上主义，或者说保守主义本质上就是自由主义，为何德鲁里会认为保守主义造成了美国政治的极权？在甘阳那本小册子中，已经对于美国保守主义的转型进行了大体的分析，而德鲁里的揭露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不过，我还是会产生一种疑问，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差异究竟在哪里呢？
　　在第二章，德鲁里以浅显易懂的方式，对施特劳斯的哲学进行了诠释，虽然后来被曼斯菲尔德认为过于肤浅了，但我们也不能否认是一种自由主义视角下的解读。在这一章中，德鲁里紧紧抓住了施特劳斯是犹太人这一事实，通过对于施特劳斯关于犹太人与现代性、世俗化的冲突与矛盾，揭示出施特劳斯古典政治哲学是以犹太人命运为起点，民族、传统和神秘主义为特征的宗教保守主义，因而反对世界性、现代性和理性为特征的现代主义。并通过，解读施特劳斯的莱辛与迈蒙尼德的研究，认为施特劳斯以犹太人的视角扭曲了莱辛著作的本意，而以自己之心揣度迈蒙尼德，从而成功地以自己的视角替代了迈蒙尼德的原意。
　　在第三章中，德鲁里进一步挖掘了施特劳斯的思想渊源，指出除了犹太教传统外，施特劳斯还受到了同时代的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与纳粹法学家施米特的影响。并针对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批判，并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与纳粹有着深刻的联系。而施特劳斯正是接受了海德格尔对于现代性的批判，从而在内心中也接受了所谓的纳粹主义洗礼。而另一位纳粹法学家施米特更是德鲁里攻击的对象。作为曾经在纳粹政权服务过的法学家施米特，以其尖刻地对自由主义抨击而著名。德鲁里认为，他这一批判深刻影响到了施特劳斯，使得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哲学充满了决断论的味道在其中。经德鲁里这么一揭发，真觉得施特劳斯散发着一股纳粹的味道，但是我们必须与前一章相联系，发现施特劳斯毕竟是犹太人，他怎么也不会是同情纳粹的，而且据其《剖白》中自云，认为纳粹是虚无主义的政治灾难，为何德鲁里要将纳粹与施特劳斯联系在一起呢？难道施特劳斯作为犹太人对于纳粹德国的仇恨，还抵不上自由主义对于极权主义的憎恶吗？
　　在随后的两章中，德鲁里着重批判了施特劳斯的门内学生及其同路人。在第四章中，德鲁里分别批判了雅法、布鲁姆和肯德尔，在最后一章中重点批判了美国保守主义代表克里斯托。分别就雅法的美国史研究、布鲁姆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等问题展开逐一批判。不过说回来，德鲁里以自由主义为立场，对保守主义进行炮火猛烈的攻击，其实不免也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如果自由主义允许自由表达的话，为什么保守主义不能有自己的声音呢？而如果说，保守主义对于美国政治影响深远的话，那自由主义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可以说是无孔不入了。这一切又都从何谈起呢？
　　通过阅读这个这部书，其实还是很有收获，至少我们可以分清楚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究竟有哪些不同，而不是被刘军宁忽悠着认为保守主义就是自由主义，另外德鲁里一直在说施特劳斯反对自由主义，而不反对民主制，这个论断我在阅读施特劳斯的著作中其实很难看到影子，反而是是施特劳斯申明自己支持古典自由主义，而反对现代自由主义（见施氏《古今自由主义》）。最后，还要说一点，由于德鲁里是一位女性作者，因此其又在书中特别强调了女性主义的立场，这不禁让我哑然失笑，其实施特劳斯关于女性的论述并不多，而对此问题有所涉及的布鲁姆也不过是谴责了学校中日渐败坏的风气，却不料被德鲁里敏感的政治正确抓到了，并大肆进行攻击——其实，曼斯菲尔德倒是有一本《男子气概》，专门谈论这一主题，却不知道为何德鲁里却只字未提。
　　阅读此书，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古典政治哲学——从自由主义者的眼里，施特劳斯的古典哲学究竟是怎样的形象，也有助于我们从反面把握古典政治哲学的一些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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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主义的反思

　　 当生活在水中的时候，并不会意识到水的存在，同样我们生活在空气之中，也往往会将空气遗忘。而选择学历史，却也经常会将历史研究的前提忽略，甚至觉得他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追问史学研究的前提，是一件最为令人忌讳的事情，就像挖坟掘墓一样，虽然历史研究（或者考古研究）就是在做挖坟掘墓的工作。那么，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做这件事的理由究竟是什么？

　　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对历史学进行研究，这是我们今天课堂上宣扬的主题。那么，马克思主义究竟要求我们如何进行史学研究呢？第一，从具体客观的历史现象出发，对历史事件进行客观细致的研究；第二，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抽象概括，找出其中客观的历史规律。直至今日，我们所进行的研究，依旧在这两条定义之下，要么进行具体的历史事实考证，要么在寻求其中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是所谓的考据与义理。

　　换而言之，即便抛开马克思主义的限定，我们对于史学研究的定义，依然就是客观史实的研究和历史规律的探讨。但问题在于，这两种历史研究的倾向究竟源自何处呢？这才是今天我们探讨的主题。为什么我们会对历史研究产生如此这般的印象，恰恰是源自于我们自己身处的时代，或者说正是我们生活在启蒙时代之后，所以历史主义的意识，才成为了我们进行史学研究的潜意识。

　　那么究竟什么是历史主义呢？历史主义据说产生于基督教之中，是三一主义在具体历史问题上的变形。而最为可靠的说法则是，历史主义产生于启蒙运动之后，由于牛顿力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因而要求历史研究上如自然科学般精密的诉求，这种意识继续发展，自然形成了兰克学派，这种档案文献学为主轴的客观史学。另一方面，则同样是在自然科学的刺激下，产生了要求历史研究同样推导出客观规律的要求。对于历史总结出规律的做法，从维科的《新科学》，孔多塞的《历史进步表纲要》、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等等具体的历史主义著作，无一不是寻求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当然了，我们不能忽略马克思在其中的地位。虽然，这是两条不同的研究路径，但是他们的旗帜与口号却是一致的——通过客观的历史研究，推导出客观的历史规律。直至今日，我们依旧认同此种研究的思维和模式。

　　在同一时期，除了理性的历史主义外，浪漫主义也同样有历史主义的呼声，甚至在后世的影响也不比前者小多少。在赫尔德、施勒格尔等浪漫认为，并不存在某种客观的历史规律，他们所关注的恰恰是具体的历史文化，在他们眼中具体时空中的文化，才是值得关注的对象——比如希腊文化，因而将哲学具体成为时空中具体的文化，并将其永恒化，这是他们的历史主义的主张。这种主张，其实在现代人眼中并不陌生，人类学家们所持的观点，就与此息息相关，比如他们认为文化是具体时空的产物，因而在那里文化就是绝对的产物。说起来，自由主义大师伯林也从浪漫派那里偷师到了历史主义的精髓，将其自由主义的根基就奠定在历史的相对主义基础之上——每种具体的文化都是有他的绝对价值，不可以用某种特定的绝对价值进行绝对的统治，因此自由就是反对绝对价值，而申明文化价值的独特性，从而断绝一元独裁的可能性。

　　其实，无论是理性派，还是浪漫派都清楚，因为今天的世界与昨日的世界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我们如何认识当下的世界，这个任务就必须建立在对于历史的认知的基础上。理性主义者认为，未来的世界应该掌握在人类自己的手中，而不是交给上帝或者自然，因而将人类产生自我意识之前的历史，成为蒙昧中的历史或者黑暗的历史，认为前者将历史之舵交给了上帝，而今天我们所创造的世界，是由人类所掌控，因而需要理性来为历史掌舵。那么，对历史进行可管理性分析，并找出其中的历史规律，从而引领人类走向光明的未来，就是历史主义不二的任务了。　　而浪漫派则要悲观的多，至少他们不认为自己生活在了历史的顶点了，而且在他们眼中希腊罗马的历史要比今天辉煌的多。人们与其说是站在了历史的顶点，不如说要恢复历史中那些伟大精神的荣光。

　　历史主义对于今天的史学研究究竟产生了那些深刻的影响呢？至少，它产生了一下三方面的作用。首先，他确定了历史研究追求客观化的倾向；其次，要求其通过具体的历史研究推导出客观的历史规律；最后，历史相对主义成为了历史研究的一条暗线。如果，不对历史主义进行反思，我们就不知道现代史学范式的弊病究竟何在，或者说历史学应该如何回归到古典传统之中，这都是亟需解决的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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