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23日星期日

漂泊纪行(一)

    题记:昨日,友朋邀我赴筑城,路上我劝其多写些评论,而他反过来劝我写小说,我笑而不语,心道若是有黔首兄则不妨写小说,自己的文笔则就免了。今日观师母所顶博文《帅哥与才女》,乍观为小说,而细想则为回忆,况有照片为证,则小说与回忆如何区分呢?既然如此,我为何不可写小说,真事隐,假语存而已。 

    粗计为十年,而细想则有一轮矣。岁月匆匆,日月芿苒。昔日之少年,今已略有华发,当年之豪情壮志,今已消磨殆尽,而立之年,却有天命之叹,岁月之叹,不妨托之空言,以待知者。

    那年,他只有十七岁,刚刚过了生日,得到的生日礼物是一套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虽然他还不知道斯翁明年就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购得这套书的满足感,让他觉得自己中学毕业之后,应该去学经济。虽然,今天看起来,这点有些好笑,但是对于那时的他来说,却是一个伟大而遥远的目标。而这部《经济学》伴随着他从北方到了南方,又从南方到了北方,最后又回到了西南。

    他不是一个聪明的孩子,所以才会在文理分班后,感觉到抑郁,在一次班会上,班主任让刚刚新组成的班集体彼此熟悉一下,就提出每个人写出自己对于班集体的看法。而作为一个刚刚进入这个班的他而言,周围的陌生还没有消除,而班上的阶级就已经形成,原来的重点班和新进入的差班。班主任是重点班的班主任,却接受了数名差班来的学生,心中的不快是难免的——自己的学生怎么会比不过这几个学生,怎么会掉到差班呢?心中这么想,所以就对这几个学生格外注意。

    这种注意并不是善意的,在所有的政策上,向老班同学倾斜这是自然的。而这一切就被他看在眼里,当班主任提出要提意见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地就将看到的写了出来,还仿佛记得那篇文字的名字是《论美芹十献》,从辛弃疾的文章学到的题目就放到了这里。然而,班主任并不是宋孝宗,他也不是辛弃疾。这篇文章引出了轩然大波,导致他甚至差些辍学,直至今日依旧有旧日的同学在与他聊天的时候,第一句话依旧是我仍记得你写的那篇文字。

    这篇文字就像一滴水掉入了滚烫的油锅里,班主任在看完这篇文字之后,立刻就召开临时班会,在第二天的自习课上,班主任先让他站在整个班的最后,然后一句接一句的念他那篇文字,每念完一句,就大声地问整个班的同学,这句话对不对。声接一声响亮的“不对”,充斥在朗读声之中。而他木然的站在整个班后面,觉得自己离这个教室越来越远。昔日的同窗,今日变得格外的漠然。难道他写到的,只有他自己看到了吗?别人都没有看到!他心中一阵阵的气恼,却怪不得任何人。直到班主任念完整篇文字,用冷冷地声音告诉他,明天将家长叫过来,告诉他的父母,他可以不用来这个班上课了。

    听到这一切,他几乎不敢再回到家。毕竟作为一个自费生,本来就一直被父母唠叨在口头上,又何况惹了这么大的祸,搞不好要开除的!他磨磨蹭蹭地走到了家里,将在学校里发生的一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父母。

    父母看到这个孩子无地自容的样子,虽然没有打骂,只是淡淡地安慰了一下,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孩子虽然冒失,却从来没有任何坏心。这件事一定是班主任误会了,决定第二天到学校里向班主任解释清楚。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母亲带领孩子到了学校,找到班主任。在办公室里,班主任将那篇惹了大祸的稿子从抽屉中取了出来,向他的母亲挥了挥,问道你知道他写了什么吗?这是对一个荣誉集体的攻击和污蔑!既然他不愿意留在这个班上,那么就不要来上学了。母亲听到这里,立刻就呆住了。随后,班主任叫他出去站在走廊里,单独与母亲谈话。他站在走廊里,看到老师走来走去,同学侧着身子从自己身旁擦过,窃窃私语,心中懊悔极了。这时候,一位曾经教过他的老师走到身畔,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讷讷张不开口,只是说自己惹祸了。那位老师,推开办公室的门就进去了。

    至今,他在那时不知道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后来,他在考上大学之后,他母亲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喜极而泣,喊了声万岁。那天晚上,母亲告诉他,曾经在办公室里为他向班主任下跪了,求她不要开除他。他听完,泪流满面。发誓要好好学,不辜负父母对他作出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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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13日星期四

读书总结

最近一直在读书,而且读书的感觉越来越好,就正如过去没有做过的事情,今天做起来格外起劲。而且最为重要的是我现在的想法,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完成。这很让我高兴。毕竟一直困扰我的思路与写作问题,看样子是有了出路。最为重要的是,我现在的文字表达欲望并不是很强烈,但是写作的感觉,已经超越了思考本身。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感觉到了某种文字的爽快,这种文字的游戏,让我感觉到了文字创作的某种奇异之处。

在我的文字实践中,其实一直缠绕着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让自己对于文字谨慎,而另一种则是让自己开始写作实践,两种声音让我对于写作始终抱持一种犹豫的态度。事实上,写作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表达的意向,而他并没有崇高的目的,也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不断地表达。这种表达就正如一个人的语言一样。我在过去长时间困扰于人们对于我的评价,张老师和万老师对于我的评价,几乎使我丧失了写作的勇气。但是,事实上我并没有停止表达,而表达的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这样就造成了一种语言和文字脱离的现象。我想解决文字与语言脱离的困境,而所在的环境又给我了某种暗示。这种心理暗示,让我对于文字创作失去了信心。论文式的写作,本身与我写作的动力背道而驰。而我的朋友都在劝我写作论文,而事实上写作对于我来说并不困难。困难在于我对于写作的信心始终处在低迷的状态,这样的心态对于写作而言就是一件麻烦的事情。我在看到大多数人的写作之后,发现自己的写作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在阅读李欧梵的文章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我不敢于他这样的尝试呢?其实原理很简单,正是因为我的怯懦,而且缺乏写作的实践,所以无法从心理陷阱中解脱出来。在这里我应该纠正一下自己的写作心态,事实上我的写作已经充满了天才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虽然,还具有某种争议性,但是恰恰是这样的文字才具有别人所无法模仿之处。

因此,我将自己的写作定义为阅读与思考的结果,这恰恰是我努力的方向。在写作中,我很难用力思考,想到过去曾经阅读的书籍。最近一直在阅读古代文学,对于古文写作有了某种感触。这些感触其实是很好的写作主题。昨日看完了印顺导师的自传《平凡的一生》,并在晚上进行了分段朗读,其实自己也非常有感触。在印顺那里,他并不是一个很善言谈的人,而他将自己的思考融入到了自己写作之中,很多人看到他的写作如此之多,以为他是一个非常善于表达之人,我在阅读的过程中才发现,他的写作才能完全是因为他的语言表达有缺陷,所以在文字上有很大的突破。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渴望不可及的事情。另外,我还读完了特里林的《文学体验导引》,这部书其实是他阅读的报告,在众多的小说和诗歌中,我并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文学作品。这真令人遗憾,但是我还是喜欢他能够将自己的阅读融入到写作之中。这很让我羡慕不已。在此之外,我还阅读了宋老师翻译的《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这两部书其实挺让我遗憾的。因为,宋老师的文字功底,却翻译成为这样的一个水平。当然,如果正如宋老师在翻译前言中提到的,这两部书是经典,但是我明显看出了这部书还是那种东方学的路数,也就是用通过语言和逻辑思维对佛教进行梳理,如果说我看得不细的话,那是因为这种语言不符合我的阅读习惯。很多文字并非没有意义,但是因为语言上的问题,根本提不起兴趣阅读。当然了,如果是专家对此问题有所关注,那么这两部书还是不错的经典。至于我关注的问题则与宋老师他们的学术关注点有所不同,我的关注总是在阅读与现实之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这种平衡点在于阅读中找到我自己所能学习提高的地方,而不仅仅增进一些我所不了解的事实而已。

对于文字的阅读让我感觉到了某种欣喜的变化,就是对于文字的感觉已经让我找到了一种阅读与文字之间的交流,也就是我应该更加大胆地与文字背后的作者进行交流,而不仅仅是亦步亦趋,这样的交流永远达不到最终的理解。而我应该更加主动地对于文本背后的思想进行理解,哪怕是误解,也总比那种肤浅的阅读要有意义的多。过去进行阅读总是希望能够达到理解的彼岸,但是我发现如果能够达到理解的彼岸,那么作者并不能证明这一点,而我即便是已经达到了,但是却仍旧无法证实自己。这对于我的写作来说,依旧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在文字中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怯懦,也就是我不在对于自己的表达失去了信心,也对于文字的理解失去了信心。其实,对于作者而言,我们应该对其文字进行对话,不仅仅是赞颂,而且应该对于他的文字进行某种意义上的进攻,我们应该与作者进行讨论争议,乃至到最后一个最后的妥协。这对我来说是一件能够做得到的事情。但是,我过去总是忽略了这一点,因此在文字中不是表现为自言自语,就是表现为亦步亦趋,这样的文字不仅仅不能使作者满意,也不能是自己满意。

对于阅读和写作来说,这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就是将写作变成对话,让自己和作证能够形成某种交流。这样的文字,我想更具生命力和活力。这也是施特劳斯所说,进入到与古代哲人对话的道路上。对此,我想自己还是有某种心得,也就是我有很多与朋友讨论的心得。在文字中,我并没有将自己的善辩和思辨能力表现出来,表现出来的是笨拙的表达和自我辩护。这样的文字,终究是一种让人失望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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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9日星期日

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能做什么?

这是两个问题,同样是两种心态。这两种心态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分水岭。在80前的人们看来,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问题,主导了他们的思维和行动方式。而到了80后,则彻底转变为我们能够做什么?很多人曾经定义过80后,但很大程度上都是80前的印象,而非80后的表述。

对于前者,我应该说这是一个崇尚思考民族的一个优点,但同样也是缺点。对于80前的知识分子而言,精英身份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他们对于自己的道德理想和抱负,从来都不曾有过怀疑,而这恰恰是他们的悲剧所在。并不是所有理想都是美好的,不断强调美好理想,只能拉大与现实的距离,从而产生理想与现实的碰撞。远的不说,80年代末的那场悲剧,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新世纪黎明到来的时候,大学中莫名产生了八十年代怀旧热,这种怀旧将甫入大学的80后与八十年代的80前进行了对比,因而得出了理想主义在大学的没落等结论。这种标签,压得整整一代80后喘不过起来。我经常反思,对于一个生活在鸦片战争后170年没有战争、饥荒、动乱和革命的岁月里,我们的确缺乏80前那种对于理想的狂热。现实中的考学与就业压力,过早地消磨了我们对于这个社会的理想。我们的思考,不再围绕那些大词眼,而更多地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很多人认为我们自我中心,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一个美好的世界,不就是从个体的改变而产生的吗?80前总认为需要一个理想的改革方案,从这个理想出发改造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80后就出生在一个改革的时代,他的成败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如果说经济改革与医疗改革和我们的父辈密切相关外,那教育改革就是跟我们密切相关了。如果说我们不关系改革,那么等于说我们不关心自己。但不要忘了,这场历经30年的变革,我们从来没有任何发言权,我们是被改革的对象,却从来没有人关系过我们的需要。这种改革,我们能产生敬意吗,这种理想与我们何干?

如果,这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太过剧烈,那么我们就更应该反思当下的世界。那些理想主义的言辞,在节节败退的改革面前,缺乏应有的说服力。因此,我放弃了80前那些理想主义者们的说辞,他们可以振振有词地说,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而我今天要问的是,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不再是历史的看客,也不再是改革的对象,那么我们在这个时代,应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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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7日星期五

享受生命的每一天

在生命中,我们对于命运的感触日益增加,但是对于生命感觉日益衰落,被欲望所垄断的时候,就是去了生命本身所具有的快乐与幸福,这是一个幸福的结束,不幸的开始。每个人都在这么重复生命中的无力感。

在佛教中要解决人的沉沦,就要将自己从沉沦中唤醒,其最为重要的方法就是通过切断人类的欲望来解决人类的问题,而事实上这看似是解决之道,但是却也同样消解了人类幸福的可能性。在佛陀的传记中都曾提到他曾经进行苦修但却没有真正获得解脱,也就说明了断绝人类的欲望,并不是解脱之道。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认为肯定人伦所本有的秩序,在生存的环境中寻求解脱之道,便是一条可行之路。

通过对于佛教理论的吸收与借鉴,儒者们将义利之辨,解读为天理与人欲的对抗,在这一点上人伦要排斥欲望,从而能够将人的自由释放出来,这样才能维护人类所本有生存秩序,而不是将其排斥。

通过哲学的思考,人伦秩序的重建,人类的快乐从而获得了某种意义的升华,不再是对于平常人生的抱怨,而是对于生命意义的享受。我们在这个人世间,需要感激这个世间给我们带来的一切,并通过这一切幸福的源泉,从而获得人类本身所应有的幸福。不幸来源于人类对于幸福的贪婪,而不幸也就此产生。我对于生命的追求,本身就很轻松,而不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挑战。在这层意义上讲,我更加倾向于古典时代对于幸福的定义。

在人间实现秩序,在秩序中寻求平静与幸福。生命本身并不是无秩序的混乱,而是在混乱中寻找秩序,并将其震荡形成某种韵律。这种韵律在古典时代称为礼仪或者天理,人间的秩序要符合自然的震荡,这是古典时代的一种极为聪明的思考,而这种思考并非是空想,而是具有极大的意义。幸福的感触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把握,但是在生命中体会幸福,并将其具体化,将其延伸化。

对此,我相信自己的能力,并将这种幸福传播出去,而这一切才是我想要去做的事情。很多人看来,我并没有超越这个世界,但是我想自己已经从现代性的阴霾中走了出来。世界并不是同样一种灰色,而是五颜六色,这种生命触感,才是生命幸福的本意,而对于生命功利性的认知,才是一个人不幸的开端。从这一点上讲,我认为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人类追求幸福而种下的不幸的种子。

当我从不幸的思考中解脱出来之后,发现生命本身具有着某种难以言喻的幸福,他不必在意周围的视线,而能够自觉地寻找幸福的阳光。这是我领悟到生命存在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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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3日星期一

三十年的循环

多年前,听到先生三十年论,以为自五四三十年为一世,自建国至改革三十年为一世,自改革至今已经三十年了也是一世了,正所谓三十年河东,而今天世界向什么地方转变,我们都不清楚,毕竟没有了五四、建国和改革等明确的标签,我们很难分辨这个时代的变迁。

但是身处在历史之中人们,有谁又能知道历史的轨迹呢?上面所说的90年固然是几番轮回,但是我们也不妨将其看作是历史的转折点,真因为到了转折点,所以历史才会想反方向摆洞。说起来可笑,历史学家本身就是关心这些问题的人,而到了今天却没有人关心这些问题了。

如果说,五四之后的三十年,作为国民党崛起衰落的三十年,虽然经历了八年抗战,但是国民党的兴起于衰落太过迅速;而建国三十年的历程,让我看到了一代伟人的崛起和他的陨落,不仅仅是他的生命,更是他的命运,从最高点逐渐衰落直至今日,街头巷角都能听到一代伟人的段子;而随着一代伟人的辞世,另一个令世人记忆的名字也就慢慢登上历史舞台,他改变了伟人建国的理念,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发展,但是从今天看,所有的问题也是由他而起,至今还没有办法解决他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从世运转化的角度上看,我们就会发现后一个时代总是旧时代的反动,国民党是北洋军阀的反动,共产党是国民党的反动,改革是革命的反动。但是每次变化,都是弊端到了极点的结果。我不相信现代所谓的学者对于民国的美化,也反对他们对于毛泽东的否定,我们这个时代已经由于邓小平的经济政策走出了一穷二白,但是日渐平庸的社会,真能给人们带来幸福的未来?我总是表示怀疑。

如何总结前三十年,就可以预计未来的三十年的发展。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虽然不能盖棺论定,但是经济增长是不争的事实。经济可以作为这三十年来的关键词,但是我又能看到经济增长带来的文化衰落和社会冲突的增加,也是不争的事实。在帕森斯看来,文化是作为社会的粘合剂,能够维持社会的稳定。而今天文化的作用却毫无表现,更多的所谓文化,却是对于社会的攻击,而不是对于社会稳定起到作用。

因此,未来三十年的关键词,我相信是文化,孔夫子也是这么说的,富而教之。在这个社会富裕了之后,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教育,而今天我在大学对于教育失望透顶。不仅仅是对于老师这个群体而言,而是对于大多数的学生也是如此。在这三十年来,人们对于文化彻底失去了兴趣,而金钱对于大学的影响无处不在。仓廪足而知礼仪,现在却是为了仓廪足而去做文化,做学术,为了稻粱谋,岂能真正为了文化着想。没有一个文化是由惶惶如丧家之犬的人来完成的。我相信,未来三十年的发展,就点定在文化的基础上。

因此,我对于文化的作用这么肯定,关键是文化对于人与社会的双重作用。没有教育就不可能培养出真正的人才,而没有文化社会就不可能稳定。这才是我所关心的,文化问题其实被所谓的学术界自我丑化掉了。但是,我相信无论这个社会如何变迁,文化作用是无法抹杀的。

如果从晚清以来,中国文化一直被蛮夷化,被野蛮化,那么我希望在中国走上了初步的稳定的情况下,重新找回中国人的文化就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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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乎荷包

九七年在香港学界曾经有一场小小的风波,在学校里教书究竟应该用中文还是英文?这对于很多知识分子来说,成为了一个问题。

按道理说,摆脱了殖民地之后,应该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将英文废置不用,而事实上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的是英文,无论是在大学还是在中学。至今,英文中学仍旧是精英中学的代名词。

而从最近的看到刘绍铭的文章,提到大学里有位老教授,在听完争论之后,只是拍了拍自己的口袋,说了句language of pocket,这不是我在拽文,实是不原文照录,肯定会有人指责我说歪曲事实。英文写作授课关乎荷包,这其实对于香港来说也不是什么稀奇之事,因而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其实关乎荷包的还不仅仅是英语,对于大陆很多教师来说,论文也是关乎荷包的语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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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的写作

记得周一良先生对于将无同的教诲,说年轻人不要学习写文言文,写了也不通。事实上,没有人一开始就是文学高手,一开始就是大国手。而在此之后,将无同先生就放弃了文言文的尝试。在我看来,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在我看来,写作本身就是一件试验性的事业,有人能说自己写作已经完成了?我相信,即便是到了老年,文字依旧还是未成稿居多。但是,对于我来说,这种心态依旧是一件非常值得思考的事情。因为,成功就意味着成型,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人指导过我什么是成熟的文字。这让我感觉到非常的不安。一个没有明确目标的写作,就是盲目的写作,要求盲目的写作有一个成熟的形态,岂不困难。而我相信,即便是成功的作品背后,依旧是稚嫩的写作,没有人在写作之前就已经成竹在胸,更多的是写作之前的踌躇满志,但是真正的写作却没有办法真正展开。

锦绣文章固然在胸,但是没有真情实感的写作,却无发真正敷衍成成熟的文章。因此,写作始终伴随着一种苍凉的期待,将来可能会比现在要好。但是实际上,除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外,真正的写作却还没有开始就已经显露出了未老先衰。

写作本身就是一件实践,只有经历了千锤百炼,才能真正成功。但是我现在还没有信心对于自己的文字,进行千锤百炼的训练。在很多人眼里,我只是获得了文凭的傻瓜。但是实际上我所涉及的问题已经超越了现代学术很远了。对于文体的反思,对于学术史的反思,对于经学史的理解,对于历史的推想,都是这个时代的前沿。但是却没有勇气将自己的思考变成文字。这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还没有写作出来,就被自己打败了。

写作对于我来说将要成为一件远航的开始,在写作上我要彻底摆脱写作的障碍,而是要讲写作变成我自己的工作。在写作中找到真实的想法,将自己的想法变现成为文字。也许只有这样才能重新找回自己丢失已久的写作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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