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安达——诗社肖像之四
在教室中空出来的桌子中,有一张是属于他的——理查德达顿——从学院里逃出来的贵公子。在个死板的学校里,谁最不协调。吊儿郎当,嘴边挂着微笑,让基亭哭笑不得的学生。
徜徉花溪畔,遥望素书楼
在教室中空出来的桌子中,有一张是属于他的——理查德达顿——从学院里逃出来的贵公子。在个死板的学校里,谁最不协调。吊儿郎当,嘴边挂着微笑,让基亭哭笑不得的学生。
苍白而俊美的面孔上,流露出的却是怯懦。作为全美最优秀中学生的弟弟,陶德安德森注定要承受的更多。乍然看见这个板着冰冷面孔的家伙,心里想尼尔怎么会和他是朋友。不,当你看到他的眼睛,在倾听基亭诗一般语言时,就会发现这一切不过是假象——是导演,还是其他什么人制造的——心中的火焰,燃烧地那么微渺,似乎就可以让人忽略不计。
和父亲一样绷着的脸,上面却镶嵌着一双火热的眸子,显示了尼尔有着矛盾的心灵。两种截然的灵魂塑造着这个优美的青年,健壮的身躯和纤细的灵魂。在基亭先生诗一般的教诲中,两个灵魂的冲突开始不断升级,直至悲剧的爆发!
啊!船长,我的船长!
哦.船长,我的船长!我们险恶的航程已经告终,
我们的船安渡过惊涛骇浪,我们寻求的奖赏已赢得手中。
港口已经不远,钟声我已听见,万千人众在欢呼呐喊,
目迎着我们的船从容返航,我们的船威严而且勇敢。
可是,心啊!心啊!心啊!
哦.殷红的血滴流泻,
在甲板上,那里躺着我的船长,
他已倒下,已死去,已冷却。
哦,船长,我的船长!起来吧,请听听这钟声,
起来,——旌旗,为你招展——号角,为你长鸣。
为你.岸上挤满了人群——为你,无数花束、彩带、花环。
为你,熙攘的群众在呼唤,转动着多少殷切的脸。
这里,船长!亲爱的父亲!
你头颅下边是我的手臂!
这是甲板上的一场梦啊,
你已倒下,已死去,已冷却。
我们的船长不作回答,他的双唇惨白、寂静,
我的父亲不能感觉我的手臂,他已没有脉搏、没有生命,
我们的船已安全抛锚碇泊,航行已完成,已告终,
胜利的船从险恶的旅途归来,我们寻求的已赢得手中。
欢呼,哦,海岸!轰鸣,哦,洪钟!
可是,我却轻移悲伤的步履,
在甲板上,那里躺着我的船长,
他已倒下,已死去,已冷却!
观棋不语真君子,君子之国多看客。读书人多是看客,看书看世看风景,看到了写下来,再供后人瞻仰。这也就成了文化,文化人。要是生在太平盛世,看客们凭其文章,自然不失大夫本色,但若生不逢时,那就不免孔乙己之诮了。马致远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也不过看客写实而已。兴亡继绝,何有与我哉!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三五天。看客与为文之人,不免都是观者,观看这难逢之奇景。百年的景色,或忽为数百年前之水墨,忽为万里外之油画,江山如画,竟是由何种笔墨而成。文人涂鸦,看客漠然,不知今夕是如何年,故乡抑或是他乡。雾中看花,水中望月,看客亦是画者,画者不免沦为看客,谁是谁非,谁对谁错,吾不知矣! 可怜如我,看书看报看新闻,也没看懂这是非交错,黑白颠倒的现实,何谈得上历史了。 看客当久了,看到杀人,被人杀,也不觉得稀奇了。是啊,枪毙算什么,还是砍头好看,要说起杀人的技术,还是看古人的。砍头——死。看戏,文明戏,电影,电视剧,悲欢离合,我们都是看者。看着一切发生,一切结束,开幕落幕。 我,一直都是看客,和所有的看客都一样,沉默着,属于沉默的大多数。 沉默是美德,是所有社会所称许的美德。唱戏的与演戏的,流转于舞台之上,偶尔被推向舞台,也会无声无息地被推下。我不属于舞台之上,也不想停留在舞台之下,不想唱戏,也不想看戏。只想自言自语,自说自话!
就如小说所展现的时间段,虽然在余华的立场上,力图摆脱革命化——俄国式的现代化叙事模式,但是对于展现的场景仍是中国近百年现代化的缩影——与城市的快速现代化相反比。就如作者所言,生存的第一性仍是处在第一位的问题。我们不应回避这个问题,但是进一步讲,这个问题是否就是一个真命题。
孔子讲仁学仁政,其目的就是欲改善改变存在的无力的状态。而实际上说,老子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才更接近于历史自然的现实——就是作者所谓的存在现实。既然存在的合法性是第一位的,那对于苦难的申说就是无意义的。
为什么呢?天地的运行,历史的自然发展,根本可能就不是以人为中心的,而现代性的基础恰恰就是建立在人文启蒙以来的人本中心。历史的叙述方式,也就随之发生了改变。人从自然属性,变为了人为的历史属性——社会属性。我问你,土地人究竟是哪种属性,自然性亦或是社会性?
自然属性的变质,就是社会属性贬斥自然属性的开始。就如《活着》这部小说所展示的苦难,更多是为了迎合都市——社会文化,你问一个农村人,《活着》好看吗,真实吗?你可以考虑到问题的答案,这种我们看似苦难的生活,对于农村而言就是正常的自然属性。你可以说,现在农村人都要进城,农村要现代化——都市化——社会化,是合理的诉求,是生存的本能。
但是你忘了,现代性本身就是否定性的价值,你认为为什么美国等西方国家要否定中国——这是现代化的本能,否定不同异质社会,恰恰是要肯定现代性的价值。你知道,我为什么说,你的问题就是个伪问题了吧。城市——农村的二元化格局,就是现代——传统,进步——落后,这样意识形态的反照。为什么余华的小说是在城市文化热销,其实这也反映了都市文化是被意识形态塑造出来的。
最后,在提了这么多的意见后,我似乎要提出些自己的看法了。否则又会落入只说不做的陷阱。我现在提出的是,摆脱黑格尔——马克思的历史逻辑——现代性的语境。海德格尔之后,历史没有时间标尺,有的是自然的存在。在自然存在之间,没有超越的价值。存在就是存在,存在本身就是标尺。这个是后现代的价值观念,我表示部分赞同。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对于存在的判定,其实是一致的。现代性理论中对人价值的褒扬,与后现代对于存在的绝对化,其实本质和形式上都没有什么不同——人权理论也根植于此。对于“好”的价值观念,我们已经完全陷入了西方的语境。你和我都一样。如何过一个“好的生活”,如何安排我们周围的世界,这样的独立思考,我们还未形成。有一点,我可以说自己,理解所有的存在模式和语境,尽可能保持一个乐观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这是我这个犬儒主义者的最后底线。我不能容忍的是,单一的生活模式和思维空间,没有大地感的世界,没有生命超越的生存理论。看似我也是否定性的价值观的支持者,但是我要说的是,世界不是仅仅由人可以理解的部分组成——按照人意志组成安装的世界,还要是自然可能存在的世界。最后,我要对“苦难”表示理解,苦难我为什么会用“怜悯”相对,主要还是对主体——城市现代人——主观感受和客观表示做出反讽。谁需要怜悯,城市人——农村人,用主观想象感受所拟造的世界,但又以客观形式出现,现实主义——主观主义,我对于学术和文学之中的“苦难”“落后”形象,表示我一个个体化的否定和反讽,这一切是真的,还是我们塑造出来的?
活着,这本书的题目就很有意思,换个外国词汇就是being嘛!而作者就是在对这个中国存在的评析中,探讨着价值重建的可能。我们是否能够像作者一样,把幸福寄予未来呢?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作者探讨了上世纪初西方世界哲人们对于重建价值的努力。逐一分析了胡塞尔尼采弗洛伊德萨特和海德格尔,并对之做出了相应的分析。最后,总结出价值的重建与回复是他们所努力的方向。
然后文风一转,便论及中国当代文学。并以余华的《活着》为例,着重分析了其在西方哲学影响下,开始反思重述被“现代理论”所玷污的个体存在的历史。提出余华在搁置了意识形态的语言后,开始独立的历史叙述。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其实仍然接续着对于余华小说的分析,只是分析的重点已经从对余华小说风格转向了余华重建价值的努力。作者随着对余华小说分析,谈到余华追问的结果是“活着就是为了活着”,并以老牛——富贵的晚年为最后的结尾——暗示了活着就是最好的结局。
而我们在看待这篇文章时,却不能仅仅以一篇书评视之。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虽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为形态,但其最终要的目的却是要追问存在——活着价值的建立。虽然,在文章的结尾,作者似乎同意了余华对于活着——存在的追问的结论,但是凭我的直觉感到,这样的结尾对于作者而言是不满意的。或者说,作为对于作者萦思梦绕的问题——现代社会的价值的根基究竟如何——这个根本性问题,余华只是在一个中国土地人的生活史的基础上,发挥了生活——直面苦难——活着的一个被动性的答案。这与作者的问题之间,其实无疑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而对于此,想问作者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对于中国乡土存在的追问与大师们对于现代性问题的追问之间是否是可以问题互换。或者说,西方现代性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普世性的问题,需要每个民族国家都得站在拷问台上。换一个角度,对于苦难的描述——判定,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的偏见,对于所有不同的生活与世界,现代性的普世是否是必然的?我不必追问历史的价值,但是否就能够以“现代”人的角度对其进行任意褒贬呢?苦难,可以是一种抛离了意识形态价值后的历史复述,但是谁敢说他背后没有一尊现代化的大神在后边,对其表示怜悯呢?
附记:
对于东方的形象,西方人的想象从何而来呢?毕竟能够来东方的是少数人。可是,为什西方会丑化这个遥远的民族呢?最近看一篇报道,一位在中国报道奥运会的记者,在坦白他对中国的想象时说道,对于中国的大多想象都来自于张艺谋的电影,某些作家的小说——一个落后、愚昧、“苦难”的形象。可是,我们一方面必须承认真实的中国,但另一方面你敢说这些在城市的“国人”没有对“遥远”“落后”民族的想象。其实从这个角度看,搁置的“苦难”,仍然是有所价值——值得“现代化”否定的价值。